1、新聞媒體如何關注弱勢群體
一、當前的社會分層與傳媒歧視 1、社會主流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社會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社會階層由區域和政治身份分層體系向經濟分層體系轉變，分野形成了社會主流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
社會主流群體是指社會上消費能力較強、掌握消費的話語權，有一定的經濟政治權力、掌握管理的話語權，屬於社會文化精英、掌握知識話語權，對於流行時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檔和豪華生活用品、掌握時尚話語權，年輕、有錢、有文化、有勢力和有發展前途、追求時尚的人群，這批人是供職於政府機關、教科文衛單位或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專業人士或白領人士，是擁有較高經濟收入和消費投資決策能力的城市人。
與主流人群相對應的是非主流人群，按照以上標准，自然是指那些沒錢、沒權、文化不高的普通工人、農民、進城務工者、失學兒童、孤寡老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社會弱勢群體處於其他社群所支配的社會，在社會生活上比其他社群擁有較少的控制力和主宰力，其接受教育、追求成功、財富與個人幸福的機會，遠比其他社群有限。因而，相對於主流群體或強勢群體而言，弱勢群體往往扮演附屬的角色。弱勢群體通常具備以下特質：感受到強勢群體的偏見、歧視、隔離等形式的不平等；在生理上或文化上不同於強勢群體；每一個人無法自願選擇成為弱勢群體；由於意識到自己的附屬地位，這種認知導致強烈的族群孤立，因為當一個群體長期被歧視，其成員對此群體的歸屬感逐漸形成，且日益強烈，而對於主流社會日漸疏離甚至仇視。在我國，「弱勢群體」是一個特殊的名詞，主要指信息的不對稱、經濟收入的不對稱以及能力上的不對稱。例如老人、孩子、殘疾人、下崗失業人員以及城市務工的農民。他們離社會的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相對偏遠，而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對邊緣群體有明顯的歧視，他們很難進入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當前中國「弱勢群體」的特徵之一就是生活貧困，另一特徵是在就業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這些弱勢群體的形成機制很復雜，有制度層面的原因，有歷史原因，有與身體條件、受教育程度等個人原因有關。目前,我國有包括老人、兒童、殘疾人、下崗失業人員、城市務工的農民等在內的社會弱勢群體約3.5億人。
2、對社會弱勢群體有兩種明顯的「傳媒歧視」 因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不同而在受眾中產生的社會分層，是大眾新聞傳媒產生傳媒歧視的根本原因。所謂「傳媒歧視」，是指不能夠平等地對待分布於不同社會地位維度上的人群，歧視弱勢群體即處於階層低端和社會邊緣位臵的人群。
大眾傳媒是重要的輿論陣地和宣傳資源。在這種重新分配、復雜博弈的過程中，大眾媒體的輿論宣傳出現了兩種明顯的「傳媒歧視」：
一方面，新聞傳媒熱衷於炒作富翁效應、老闆經濟、明星緋聞、美女形象，獻媚於少數上層人和富人階層，忽視了為大多數普通人特別是窮困群體的服務責任，追求經濟效益和「眼球效應」，忘記了自身所承載的社會責任。傳媒資源越來越向只佔人口少數的「主流人群」傾斜，反映在報刊的版面上和廣播電視的頻道中，那些以白領、金領、「成功人士」、「新新人類」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專刊和欄目越來越多，而為平民百姓特別是農民、困難企業職工，下崗工人服務的專刊和欄目卻越來越少。如農民在我國人口比例中仍佔80%以上，是最大的社會群體，而目前全國現有期刊9000餘種，農業期刊僅187種；有報紙2000餘家，以農民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報紙僅幾十家；全國已注冊的各類電視台有上千家，開辦對農（農村、農業、農民、農民工）欄目的只有1%，省級電視台中，只有大約十五、六家開辦了農村專欄，與368家注冊的各種電視媒介相比，開辦率只佔有4%。包括農民在內的弱勢群體在傳媒資源的分配和利用上顯然處於明顯的「弱勢」。這種傳媒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實際上是對弱勢群體的媒介接近權、知情權、話語權的公開侵害和剝奪。
另一方面，一些所謂關注民生的大眾媒體，報道雞毛蒜皮小事瑣事的「市儈新聞」多、報道中媒體自身角色越位出現越俎代皰、報道內容上存在負面報道或局限於一般展示的淺表報道等。在今天大多數都市類或市民類新聞傳媒中，有關弱勢群體的宣傳報道應該說仍佔有一定比重，但他們的整體形象卻常常因為媒體有意無意的扭曲而變形。大多數媒體工作人員本身就屬於社會「主流人群」，有著相近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感情並用同樣的視角看待弱勢群體，在他們的筆下和鏡頭里，要麼就是居高臨下對弱勢群體現實生活中的窘境表達一點慰撫和同情；要麼就是著力渲染那些有損於弱勢群體整體形象的負面報道。如進城農民工如今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群體，在城市中他們常常被視為「外來者」，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他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為加快城市化步伐作出了貢獻，理應得到新聞媒體的尊重和關注，但我們一些媒體對他們要麼「視而不見」，要麼「片面側視」，津津樂道他們中個別的犯罪、群歐、嫖娼、為討薪跳樓自殺等負面新聞，或者在報道中使用「無業人員」、「閑散人員」、「社會閑雜」、「盲流」等明顯帶有身份歧視的詞語。
如何發展，在社會統治階級那裡，它都是實施意識形態統治的有力工具。這是大眾傳媒的階級屬性。社會控制具有兩種表現形式——硬控制和軟控制，前者是指社會管理部門通過法院、監獄、軍隊、法律規章制度等外在強力手段，形成駭人的武力威懾力，確保自身的權力地位不受動搖，維護社會安定；後者則是通過對國民意識形態的熏陶教育使其接受社會控制，形成合法性認同。顯然，大眾傳媒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軟控制的作用。大眾傳媒的強大社會影響力能夠引導民眾形成社會認同，客觀上能夠保證社會的安全穩定的運行，至少會降低惡性運行風險。
4.具有伸張正義、確保社會公正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的社會公信力和影響力所具有的監察和協調功能，使得大眾傳媒在社會中便成了市民社會的「包青天」，傾向於在社會成員遭遇不公時，介入和關注整件事情，從道德和公正的立場出發向社會弱者提供各種援助和支持，發揮輿論媒體的影響力，向社會公共管理部門和社會不合法現象施加壓力，促使不公正問題得到盡快完善的解決。目前大眾傳媒非常關注弱勢群體的社會權利保護、公眾對公共事務的知情參與權利等，如弱勢群體、聽證會等社會焦點。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援助主要包括提供新聞輿論支持、信息資源、精神激勵、經濟援助等形式和內容。
5.具有表達公共利益訴求的作用。大眾傳媒作為公共政策主體的一個組成部分, 是連接政治體系和社會公眾的重要中介因素, 也是確保民主政治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環節。大眾傳媒對社會公共利益的表達和訴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大眾傳媒影響公共利益選擇，大眾傳媒往往從社會利益和道德的立場出發，對不同的社會利益選擇（社會問題的代價）做出述評，這會對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公眾的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到公共利益的選擇；（2）大眾傳媒促進利益整合，做出利益選擇後，大眾傳媒還會引導人們對不同的利益選擇進行整合；（3）大眾傳媒公開利益分配，這是大眾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的職責所在，它會整合後的利益方配方案向社會宣傳；（4）大眾傳媒督促利益落實，利用大眾傳媒的媒體監督功能督促利益方配方案的完全落實。
因此，大眾傳媒正確關注社會弱勢群體，有助於社會弱勢群體問題的解決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社會弱勢群體實現自立自強，有助於提升新聞媒體自身的公信力，有利於大眾傳媒品牌的塑造和維護
三、大眾傳媒關注弱勢群體的誤區
誤區一：「只要與老百姓有關都可以做新聞」。有些民生新聞節目把親切感與膚淺泛化，有時欄目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充斥大塊的版面，成了典型的「市儈新聞」。有些民生新聞題材是街頭鬧劇，如打架、跳樓、糾紛、自殺等等。這一段又一段火爆的街頭鬧劇，沒有完全揭露社會本質，僅僅是「眼球」行動，通過極個別的現象，極端孤立地、片面地甚至不健康地反映生活。例如，有的人因為生活不如意，想通過自殺來解決問題，通過「跳樓」來對一些人施加壓力等。對於這種類型的報道就不宜過多，這種過激的行為也不值得宣傳。正面報道過少，負面報道過多，也是民生新聞中常見的問題。黨的宣傳政策要求以正面宣傳為主。負面報道過多，易使受眾產生不安穩感，甚至對社會失去應有的信心。 誤區二：局限於淺層的反映。民生新聞固然較好地體現了「三貼近」原則，但民生新聞在「三貼近」的過程中，要注意把引導和服務統一起來。新聞記者不僅要向公眾展示事件，描述沖突，還要向公眾解釋事件，盡可能地提供建議，引導和幫助公眾。有些地方，每年夏收後農民把秸桿燒掉，常引發火災，有的嚴重污染環境。媒體除批評這種現象外，還報導有的地方如何把秸桿處理成肥料，甚至加工成工藝品。這樣，既有利於保護環境，也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效益。這樣的報道就顯示出較強的引導性。
誤區三：角色定位有偏差。民生新聞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歡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發揮了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加快問題的解決進程，因此，受眾多了一種「找媒體比找職能部門更有效」的感覺。但是，新聞媒體應該明確自己的職責，不能成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它的作用僅局限於表達民意，而不能落到實現民意的層面。也就是說，只能反映問題，而不能代替行政執法，不能越俎代皰，不要向老百姓發送錯誤的信號。一定要把握住輿論監督的力量和尺度。在現實中，我們不難發現，有些民生新聞報道的內容，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報道後，事情也未得到解決，往往不了了之，經常以「本欄目將予以關注」而結尾。長此以往，老百姓對民生新聞欄目的權威性就會產生質疑。
四、對大眾傳媒正確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思考 在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大眾傳媒傳播報道活動對協調社會關系、維護社會和諧方面作用巨大。大眾傳媒在弱勢群體報道中應當做到:
1、黨委政府要加強政策支持。這是改變當前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中存在的問題的關鍵。新聞宣傳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傳媒要貫徹和落實好三貼近的報道原則,離不開黨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由於黨委、政府對社會發展的全局和大局有較全面的了解,因此,通過黨委和政府的指導,可以使新聞報道更加具有針對性,對於政府關注、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入采訪報道;另一方面,黨委政府根據中央精神進行適當的宣傳策略調整,能夠更好地幫助地方新聞單位貫徹和落實「三貼近」的報道原則,充分發揮新聞傳媒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維持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有序、和諧發展方面的作用。要騰出大量頭條的版面和時段用於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的報道。
2、切實實行三貼近的報道方針。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是新時期下黨中央對新聞宣傳工作提出的要求。貼近實際要通過貼近生活和貼近群眾兩個方面的落實為基礎。以農民工報道為例,這就要求新聞工作者要以利益主體——農民工為信源,深入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現場,通過與農民工的交流獲得信息,傾聽他們的利益要求,感受他們切實利益需要,只有通過采訪中的深入基層,才能為後邊的寫作和報道打下堅實的基礎。要克服對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妖魔化、戲說化的傾向。要反對高人一等地對民眾的疾苦和憂患麻木不仁的偏向或作為煽情造勢報道原料的惡習，以平視眼光、設身處地的情感，來報道他們的現實生存狀況，報道他們生存中的堅韌和善良。對他們的弱點或問題，應該從與人為善的視角進行報道和批評。特別要注意把個別問題同他們整體的生活狀況區分開，不要在報道中進一步加劇對他們的邊緣化和隔離化。
3、實現話語權下放。由於話語權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掌握在社會管理和精英階層的手中,使得弱勢群體報道中出現「主體錯位」的現象,這種現象直接影響到了報道視角和受眾對農民工形象認知的形成。要改變這種情況,關鍵在於話語權的下放,使農民工在新聞報道中回歸主體本位。當前農民工為代表的弱勢群體新聞報道中不缺乏政府部門「邀功型」的「利益實現」報道,缺乏的是真正對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有價值的「利益訴求型」報道。如果記者在最初進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報道時就採取一種「話語權下放」的采訪策略或傳媒姿態,深入基層、深入生活、深入實際,讓農民工和弱勢群體有充分的利益表達機會,也許就不會出現「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是總理在農民家中視察時才聽說」的情況了——這就是新聞傳媒沒有履行好下情上達職能的體現。
4、加強大眾傳媒隊伍建設，提高從業素質。大眾傳媒能否堅持正確的傳播價值取向，能否熟練駕馭大眾傳媒建構社會價值觀念的各種功能，能否組織投放符合受眾體驗心理需求的內容產品，取決於從業人員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價值觀念及業務技能狀況。因此，加強隊伍建設是當前我國傳媒業建設的重要內容。要按照「政治家辦報辦台」的要求，加強政治素質教育，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以滿腔的熱情去宣傳主流價值觀念，去發掘和報道體現主流價值觀念的先進事跡；以崇高使命感去了解、把握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清源正本，用主流價值觀念引導、整合社會上不同的思想認識、價值觀念。
5、加強媒介素養教育，增強社會成員參與建構社會價值觀念的自覺性。媒介素養教育是指導社會成員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媒資源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培養社會成員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社會成員良好的傳媒素養是大眾傳媒正確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重要保證，可以增強傳媒體驗的認同效應。隨著媒介傳播技術的發展，社會成員獲取信息並不困難，難的是分辨信息的價值，有效地利用信息。社會成員一旦成為有識別力的媒介使用者，便能增加其正面效果並減少負效果。社會成員通過選擇高水平、可信賴的信息與娛樂來源，避免低水準、煽情的或偏頗的媒介信息，可以修正媒介內容的走向，有助於形成大眾傳媒正確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良好氛圍。
2、新媒介 議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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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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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3、如何評價新媒體環境下的參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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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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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4、高中讀文科考不上大學出社會一點用都沒有，理科生都是優先錄取，文科生還得去學更多的專業技術，不公平啊
隨著互聯網越來越普及，電腦相關的行業人才也越來越稀缺，就業崗位逐年增多，人才供不應求。因此從事互聯網相關的行業，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至於想學的專業，就看個人的愛好和本身的素質來看，建設藝術設計，電子商務，新媒體UI設計，影視後期等等都是近兩年發展很快的專業，就業前景不錯。
5、你在職場中遇到過哪些不公平的對待？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是銷售。我第三周開始是銷冠，後面每個月都是銷冠厲害到全公司只要頒獎就是我但能怎麼樣，第3個月晉升的不是我，而是另外兩個人。
6、根據數字鴻溝理論分析新媒體應該如何改變社會的不平等？
作為新媒體只能宣傳平等的理念，讓人們去接受它，作為自身並沒有權利和能力去改變社會當中的不公平現象。
7、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哪個更有利於社會和諧
新媒體在中國蓬勃發展，對當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包括媒介生態的變化、生活形態的轉變、社會階層的重組、思想觀念的沖擊等等。究竟新媒體帶給我們什麼?對個人造成多大的變化?如何改變媒介生態?對中國社會又有多大程度的改變力量?我們認為問題的答案，從根源上來說，取決於人而非新媒體，即在新媒體時代，人們的媒介使用情況、媒介素養與新媒體素養情況、對新媒體的認知與評價等等。惟有了解這些基本問題，我們才能進一步思考新媒體對中國現階段社會的影響與意義。
本文為國家985平台項目《新媒體與社會發展》 大規模問卷調查的預調查成果，於2012年在上海組織了兩場焦點小組訪談 ，第一組為基本學歷組(高中及高中以下)，第二組為較高學歷組(高中以上)，共21人參加。受訪者是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包括上海本地居民、從外地移居上海的白領階層或專業人員，以及從農村到城市工作的外地民工，年齡介於24到60歲之間，男女比例相當，教育程度從初中到大學，籍貫分布與上海的人口組成較為符合，來自外地的居民略多於上海本地居民。在家庭方面，三口之家佔了八成，家庭人口最少兩人最多四人，已婚者佔了八成。雖然家庭人口差異不大，但是家庭月收入差異甚大，家庭月收入最低為2300元，最高達到25000元，之間相差超過10倍。在從事的職業方面，包括專業技術人員(醫生、教師等)、職員(保安、倉管等)，工人、個體戶、自由職業者、離休幹部與公司管理者等。
一、媒介使用情況
在電視、報紙、廣播、網路四種主流媒體中，受訪者最常使用與最不可或缺的媒介都是網路，所有受訪者都有上網經驗，最長15年，最短1年，均值為8年。上網目的以信息、娛樂、交流為主，其次才是購物。雖然受訪者的生活離不開網路，但是他們最信任的媒介卻是電視，其次才是報紙與網路。在所擁有的新媒體設備方面，所有受訪者都有可以上網的電腦，超過六成的人擁有平板電腦，超過六成人的手機可以上網，但擁有智能手機的人不到五成。在新聞渠道方面，電視與網路是受訪者主要的新聞渠道，年齡較大的女性更多以電視作為主要新聞渠道(均值51歲)，而年齡較輕的男性更多以網路作為主要新聞渠道(均值3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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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中，我們了解到網路為何在受訪者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因為依託網路技術且便於攜帶的新媒體，已經不僅僅是"身體的延伸"，它更像是身體的一部分，且匯集了電視、報紙、書籍、廣播等各類型媒體的內容：
1.網路即生活
受訪者無論男女老少，皆離不開網路。一早起來就把電腦打開上網的人超過六成，看股市、看新聞，有的人還沒起床就開始用平板電腦，甚至上廁所也繼續用平板電腦，上班途中低頭看手機，到了公司繼續上網，於公於私，他們都離不開網路。L女士(55歲)說:"9點半上網看股市，聽聽裡面的mp3音樂。一面放音樂，一面看股市，一面做做家務。到中午，股市沒有了，就上上網，打打游戲。無聊啦，就看看新聞，在網上看看房子什麼的，就這樣過了一天。" X先生(29歲)說:"早上起來第一件事，電腦開開，在電腦上看新聞……邊吃早飯邊看。然後有事就出去忙，比如說在外面等人或者說很無聊的時候，就掏出手機來看看新聞。" K先生(39歲說):"早上的話一般在7點鍾左右醒來，在被窩里看一會iPad，大概8點鍾上班，上了班基本上就會和網路有關系，一直就上網。"
2.新媒體如影隨形
手機、平板電腦等隨身設備使得新媒體應用更加方便，也讓非電子化、數碼化的傳統媒體在某些情況下淪為候補媒體，例如在公司不能上網時只好看報紙，在家中不能上網時只好看電視。K先生(39歲)說:"我們家的電視是個擺設，幾乎從來不看，除非老人在家，他們會看一下。" P女士(38歲)說:"我們電視已經不大開了，一般能在電視上看到的，在電腦上也都能看到。"N女士(38歲)說:"上班時間不能上網,有空就會看看報紙，《文匯報》《解放日報》等等。但是感覺現在的報紙好像沒多大意思，政治方面的內容比較多……不太吸引人。" D先生(25歲)說:"我在單位里就看報紙，因為單位訂報紙，就看，看《勞動報》，但是看的內容不多，因為有很多廣告。一回到家電腦就打開了。"
從訪談中，我們發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上網已經超出了媒介使用的概念，新媒體也已經超出媒體的范疇。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攜帶型的設備發展下，新媒體成為人們接收內容的終端界面，匯流了各種媒體的內容，一個小小的新媒體設備裝載了電子書、電子報、電視劇、電影等等，這或許造成了新媒體"取代"傳統媒體的錯覺，其實，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新媒體"包括"了傳統媒體。
3.健康也是關鍵因素
媒介使用受到工作、家庭、身體因素影響，其中，身體因素影響最大，特別是視力問題。手機屏幕小,需要好眼力,而平板電腦的屏幕較大且容易操作，因而成為中老年人的"新寵"。W女士(52歲)說:"沒事了，就在msn上跟我女兒聊聊天，我現在就是用iPad2，隨時都可以坐在那裡上網……手機主要是年輕人看看，對於我們字太小了。"而在外企工作十分忙碌的Y女士(25歲)說，回到家絕對不想再看到電腦，在地鐵上也無法用iPad或手機，因為會頭暈。
使用新媒體與使用傳統媒體相同的是受到使用者閑暇時間多寡的影響，不同的是使用者在使用新媒體時，對輻射影響健康的顧慮多於傳統媒體。Q先生很少上網，因為擔心影響到懷孕的太太;Y先生天天上網，因為他"上班時很空"。Y先生(55歲)說："我是物業管理，所以我上班時很空的，一上班就把電腦打開了，上班時就一直上網……如果碰到電視直播重大的事情，我還把後面的電視機打開來。"
二、媒介素養情況
本研究對媒介素養的定義主要根據美國媒體素養中心(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義：人們面對媒體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能力、生產能力、思辨的反應能力。對受訪者媒介素養的情況從兩方面進行考察，一是通過訪前問卷的定量分析，二是通過焦點訪談內容的定性分析。在訪前問卷中，媒介素養包含了"媒介組織"、"新聞素養"、"刻板印象"、"媒介參與"共四道題目，焦點訪談則主要談及受訪者對媒體的認知、理解、創造、質疑與思辨能力。
1.媒介素養有待提升
統計後發現，受訪者的基本媒介素養依然有待提升。他們對媒介組織有基本的認識，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國外的媒體不一定是由國家經營的;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將新聞等同於現實的問題。受訪者中有近四成的人將新聞等同於現實，以為新聞報道可以完全反映客觀世界;近三成的人存在刻板印象問題，同意外地民工造成了上海的治安問題;而曾經通過媒體發表意見的人沒有過半。
此外，受訪者對媒體的質疑態度並不均等，且普遍相信權威。雖然他們最常使用與最不可或缺的媒體都是網路，但是無論學歷的高低，最信賴的媒體都是電視，認為電視新聞"比較真實"。基本學歷組第二信賴的媒體是網路，而較高學歷組第二信賴的媒體則是報紙。N女士(38歲)說: "網路上的新聞，我覺得不是全可信的。現在虛假的也挺多的，電視相對來說要真實一點。"受訪者認為"官方"權威媒體還是比較可信的，且年紀輕與學歷高的人有更加相信權威的傾向。W先生(25歲)說:"像一些官方的報紙肯定還是比較客觀比較有權威性的。比如說像《文匯報》《解放日報》、新華社的一些新聞，比較權威的機構、政府部門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客觀的、有權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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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告素養有待加強
此外，受訪者的廣告素養也有待加強。訪談中，我們發現年紀輕的受訪者對植入式廣告的接受度非常高，不僅對無所不在的廣告騷擾不以為意，甚至認為是一種智慧的表現。Y女士(25歲)說："前段時間看《杜拉拉升職記》，本來就是講辦公室的事情，那如果她到茶水間拿一包立頓紅茶，拿一個雀巢咖啡，這很正常，因為大家辦公室就是這樣的。"W先生(25歲)說: "之前一個電視劇叫《無懈可擊之高手如雲》，會打清揚的廣告，我看得很開心，而且我去超市的時候就會走到那裡去買，會受到它的影響。我們做生意的人頭腦都比較理智一點，但還是會受這方面的影響。還比如說讀大學的時候，一個選秀節目叫《快樂女生》蒙牛酸酸乳，我平時吃早餐的時候就會喝這個。"
由於新媒體帶來更多新形態的廣告營銷方式，例如運用電子郵件等方式攜帶產品消息的"病毒式營銷"(viral marketing)，或以在線游戲的形式讓使用者不知不覺中接觸到廣告信息的"廣告游戲"(Advergames)等等，因此，廣告素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且廣告素養能力的建構難度也愈來愈高，不僅對廣告信息要有分辨能力，還要對廣告內容與廣告出現的形式具備批判能力。Robert McChesney在2002年第一次ACME會議上即提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高度商業化與利益導向的媒體系統，這對於公民社會是很糟糕的事。他強調媒體素養教育不應只是告訴消費者媒體商業利益的結構，還要讓他們知道媒體系統是如何與為什麼運作，如此，他們才能批判並參與。
三、對新媒體的感受與評價
多數受訪者對中國媒體的評價是"說不準"(66.7%)，雖然如此，受訪者對新媒體的正面評價極高，認為新媒體給中國社會帶來很大的變化。即使他們也感受到新媒體猶如雙刃劍，但一致認為新媒體對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多於負面影響。所有受訪者皆同意新媒體有助於維護個人權利、加速社會改革、提升社會公平正義，並期盼新媒體能發揮監督力量，促使傳統媒體"說真話"。
1.新媒體傳達民意
受訪者認為新媒體的出現加速了各方面的改革，雖然離"令人感到滿意"還有一段距離。C女士(60歲)說:"現在國家政府也開了微博，很快就能聽取民意。它還可以表達老百姓的呼聲。現在比過去好很多了，老百姓有意見就很快傳播出去了，包不住的，而以前很多事情我們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些是沒有辦法報道的。但是離滿意還很遠。現在是改革開放的重要轉折期。"
受訪者雖然樂見新媒體傳達民意，但他們同時認為執政者的心態更重要，因為新媒體雖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達渠道，但關鍵在於上面聽不聽。Z先生(59歲)說: "這個得看媒體人肯不肯彎下腰讓受眾表達。我給你舉個例子，中國北方一個縣級市的市政府網站搞了一個對政府執政滿意度的民意調查，只有兩個選項：一個是滿意，一個是非常滿意。"
2.新媒體透明公開
受訪者認為新媒體透明公開，有助於維護個人權利、提升社會公平正義，並期盼新媒體能促進傳統媒體"說真話"。M先生(51歲)說:"我覺得新媒體透明度比較高，有時候把社會的不公正一面揭露出來了。新媒體比舊媒體做得好。我們老百姓只希望媒體說真話，真實地報道。我認為現在媒體還是蠻開放的，真話已經達到了70%到80%，把我的視野打開來了。"C女士(60歲)說:"我覺得新聞最重要的就是真實。新媒體在公正公平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你透明嘛，啥事情大家都知道，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受訪者期盼新媒體能像太陽一樣,把一切照亮,讓大家聽清楚、看明白，不僅在民間發揮作用，也把政府機關攤在陽光下。Z先生(59歲)說:"我希望新媒體曬曬各級政府。舉個例子，房價漲啊漲啊……開發商說我的利潤率就在10%到15%，那麼錢都到哪裡去了?到現在為止，我就看不到政府向老百姓講清楚。"
3.新媒體是雙刃劍
受訪者雖然對新媒體滿懷希望，但同時他們對新媒體的負面影響也極為擔憂，主要的擔憂在於信息安全問題。W女士(52歲)說: "像我們的信息怎麼他們(電話詐騙)都收集得到的呢?我們的手機號碼他們怎麼會知道的?都是通過網路過來的，也不好。"其次，他們對未成年人依賴網路也感到擔憂。Z先生(59歲)說: "我認為唯一值得擔心的應該是新媒體綜合征，大家離不開新媒體了。比如說上海停電三天，我估計有不少人馬上要自殺去。"
四、結語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1.新媒體在媒介競爭局面中是贏者通吃嗎?
新媒體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受訪者的媒介使用與生活形態，他們明顯離不開網路，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成為媒介內容匯流的終端界面。雖然新媒體的使用頻率已明顯高於傳統媒體，但是受訪者對傳統媒體中的電視與報紙信賴程度更高的情況，迄今尚未改變。在新聞渠道方面，年齡較大的女性主要收看電視新聞，而年齡較輕的男性則更多閱讀網路新聞。由此看來，新媒體在媒介競爭格局中，似乎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值得重視的是，"通過電腦看電視，通過手機讀報紙"的大有人在，現階段新媒體在設備方面(硬體)拔得頭籌，但內容方面(軟體)則不然。
事實上，從使用者或媒介內容的角度來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界線正在消弭，因為技術的擴散改變了傳統媒體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見，新媒體在媒介競爭局面中並不是取代性的，而是一股融合與引領的力量，引發我們重新思考媒體、媒體與人、媒體與社會的所有相關議題。
2.使用新媒體能提升個人的媒介素養嗎?
新媒體時代，受訪者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知識面更寬廣，但是受訪者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將新聞等同於現實，對於媒介的參與性與廣告素養也有待提升。在新媒體素養方面，受訪者雖然對新媒體有所認知，使用時沒有嚴重的技術障礙，並且對新媒體相關議題了如指掌;然而，他們對信息的質疑與思辨能力並不高，傾向於相信權威。在廣告素養方面，雖然受訪者都知道什麼是植入性廣告或置入性營銷，但是多數受訪者不以為意，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還認為這是廣告商智慧的表現。可見，受訪者雖然知道新媒體可以維護個人權利，但是對於個人權利的意識尚未全面覺醒。
新媒體帶給人們更便利的生活、更豐富的信息，並提供個人對大眾發聲的渠道，但在訪談過程中，我們感受到，新媒體擴大了受訪者的知識面，他們對各方面的議題都能侃侃而談，但是其媒介素養並沒有因為新媒體的使用而得到提升。新媒體讓人們對信息(特別是大眾關注的社會案件)有更好的掌握，但是對於個人的媒介素養，無論是傳統的媒介素養或新媒體素養，都沒有明顯的提升作用。這點需要在往後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中進一步驗證。
3.從中國現階段社會來看，新媒體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英國ESRC項目"虛擬社會?電子技術的社會科學" (1997-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探討建構虛擬社會(網路)的新科技的五個原則：第一是語境的重要性，指新科技的吸收與利用主要取決於當地的社會背景;第二是不平等的假設，指對新科技的恐懼與新科技帶來的風險，在社會上的散布是不均等的;第三是補充而非取代，因持續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虛擬社會不會取代真實社會;第四是愈虛擬愈真實(the more virtual, the more real)，研究結果發現在線活動與虛擬空間會修復並刺激真實世界中的活動與空間;第五是愈全球愈本土(the more global, the more local)，反對距離已經消失的說法，因為在超越本土與推動全球的努力下，全球性已演變成依賴特定的本土經驗和認同。
這五個原則或說結論在近年來得到不斷的闡釋與延伸，特別是第一條語境的重要性從未被推翻，可以說是關於科技與社會研究的金科玉律。據此，我們重新思考新科技支撐的新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社會如何被吸收與利用，新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背景(語境)中具備什麼樣的獨特意義。從訪談中，我們發現受訪者對新媒體的吸收與利用還很有限，顯然他們"利用"媒體或參與媒體的能力比較欠缺，且對於大眾媒體的產制過程、信息與內容產制者的意圖與商業利益、消費者權利等認知皆有待提升。此外，從他們的言語中，我們多次聽到"老百姓"、"官方"等遠離公民社會的字眼，新媒體帶來的社會變革並沒有從這些一般居民的表述中體現出來。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受訪者對新媒體的熱情與贊揚之中，感受到新媒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下的價值。他們對新媒體的評價遠高於傳統媒體，認為新媒體能夠促進中國媒體與社會的整體提升。雖然受訪者也認同新媒體是"雙刃劍"的說法，但是整體而言，他們對新媒體充滿期待。因此，我們總結新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社會的核心價值在於民眾對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體能促進中國媒體"說真話"，二是盼望新媒體能匯集民意成為與執政者溝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體發揮監督功能，揭露社會不公正的問題。由此，我們推論，新媒體在技術的支撐下成為民眾盼望的載體，這是新媒體在中國現階段社會中特有的核心價值。問題是這樣深厚的盼望將"喚"來什麼樣的將來，盼望如何被滿足，盼望與現實的距離，失望與社會問題等等。這些新科技在特定的社會語境下所帶給一般大眾的感受，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應被持續關注的議題
8、你在職場中遇到過哪些不平等對待？
大學剛畢業做新媒體文案。剛來的時候連我一共三個文案，分管不同的公眾號。然後我來之後一星期，一個文案被開了，於是她的工作落在我頭上。這部分工作我完成度很不錯，於是再沒招人。當時最忙的時候晚上12點我還在家修改文案審核。然後沒有加班補償，沒有調休，也沒漲工資。
9、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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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