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說新媒體的出現標志著傳統媒體的消亡 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1、傳播方式上，傳統媒體廣播式單向傳播缺乏新媒體的點對點互動傳播能力，缺乏精準性；
2、傳播渠道上，隨身性終端覆蓋能力不足且下降趨勢不可逆，傳統媒體的覆蓋能力正在下降才是真正要命的；
3、內容來源上，精英意識自上而下的宣傳要求導致內容製作及來源必須專業化，新媒體則是大眾對大眾、用戶對用戶的社交媒體內容製作方式，這一點上傳統媒體的內容個性化能力欠缺；
其他還有很多，但傳統媒體也不是末日來臨，畢竟服務政府的職能必須保留，內容監管、信息安全、新聞製作等等必須掌握在傳統媒體手中。所以只能有媒體融合的說法出來，不能說傳統媒體的消亡，這也是國家要求大的傳媒集團出現的原因。
傳統媒體面向新媒體的融合要比新媒體融合傳統媒體容易得多。比如傳統媒體能做的很多事情新媒體肯定做不到，這受政策、監管、經驗積累等方面的制約。傳統媒體人既不能否定融合、否定新媒體，也不能全面倒向新媒體，宜堅持自身的優勢資源，把新媒體的傳播方式、手段、內容製作方式、運營方式等融合過來，這些工作很多傳統媒體都在做了，有些的確效果很不錯。
傳統傳媒人的機會很多，接納互聯網思維、接納新媒體的運營方式，從受眾出發，踏上這一輪媒體發展的高潮，個人事業仍將有巨大的發展機會。
2、新媒體人群定位不準確的原因是什麼
1、平台選擇不夠准確
2、你的文章發布內容不夠准確
3、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
4、近現代以來，媒體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曾幾何時，互聯網路的盛行，曾經使業內人士無不感嘆，網路媒介已經成為繼報紙、廣播、電視媒體之後的第四大傳播媒介。在一段時期內，網路媒介成了新媒體的代名詞，似乎一提起新媒體，人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就是網路媒介。在本人就讀於大學的時候，專業課老師也是這樣對我們講的，互聯網就是新媒體。但是，說新媒體就是網路媒體正確嗎？答案是不正確。時間的推移，時代的發展，科技的變遷，具有越來越多傳播方式和內容形態的媒體形式不斷涌現，如數字電視、車載電視、樓宇電梯廣告、手機簡訊、手機電視等等。
最後，可以明確地說，所謂新媒體，是指一切區別於傳統媒體而言的具有多種傳播形式與內容形態的不斷更新、不斷涌現的新型媒體。
新媒體傳播有四個特點：
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大眾傳播
從岩畫和巫會的模擬傳播，到詩歌和戲劇的口語傳播，到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之後的文字傳播，到無線電發明之後的電子傳播，回顧人類的大眾傳播史我們可以發現，傳播的媒介形態日趨豐富，而傳播行為日趨自由。
印刷品傳播和電子傳播的形態、通道是固定的，其傳播的專業要求和邊際成本都很高，傳播者具有較強的壟斷性和控制權，而數字化必然帶來的網路化，以及網路化必然導致的交互性，使傳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轉換極其容易。如今，一個人通過發送手機簡訊、撰寫博客日誌、發起網路群聊，就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對任何人」進行大眾傳播，突破傳統主流媒體的話語權壁壘。
「信息」與「意義」無關
尼格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說：「比特就是比特」。在數字語言里，所有的文本、聲音和影像都只是0和1的組合。傳播的信息從傳播的意義中抽象出來，使「把關人」的能力大大削弱。
受眾的主動性大大增強
在傳統傳媒一統天下的鼎盛時期，傳播的效果似乎是無堅不摧的，大眾媒體對於公眾有著「魔彈」般的效力。但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新媒體的不斷涌現，信息和「噪音」越來越多，以一個人的接受能力，根本不可能全部進行接收和處理，同時，在技術上對信息進行篩選、復制和傳遞已經非常容易，因此，信息接收者按照什麼樣的標准，通過什麼途徑，如何選擇和過濾信息，又如何屏蔽噪音，在最大程度上決定了信息傳送者的傳播意圖能否實現。這意味著受眾在接收信息時的主動性和消費偏好變得日益重要。
5、如何有效防止新媒體道德失范
建立健全新媒體規則體系，可以有行業規范、職業規范和法律法規。
建立以道德為支撐、法律為保障的信用體系和信用制度，尤其是失信懲戒制度
健全社會信用系統。
6、新媒體倫理沖突的主要表現有哪些？
網路信息技術如同一把雙刃劍。
在新媒體環境下，
新信息技術給媒體與用戶版帶來諸多利益的同權時，
也引發信息污染、網路安全等倫理失范問題，
對媒體生態與社會秩序形成新的沖擊。
信息污染阻礙社會文明發展比如垃圾信息及色情信息發布。
網路安全問題引發社會安全隱患
互聯網誕生以來，
對網路的技術攻擊就相伴而生了。
其中網路病毒、黑客入侵最具破壞性。
網路侵權背離社會倫理道德，
在新媒體傳播活動中，
存在許多涉及侵權的倫理問題。
7、新媒體傳統媒體在當今社會不可缺少的原因
網路的興起，之所以能對傳統報紙產生摧毀式的沖擊，是因為它與傳統報紙媒介相比，具有很明顯的優越性：（1）廣容性。網路中的超鏈接方式可以將無限豐富的材料立體式的發布，而且其內容不受限制，所以網路可以稱得上資源最豐富的資料庫。網路還會提供一些相關的新聞鏈接，將同類新聞或當前消息的背景材料告知受眾，以方便受眾查詢。（2）及時性。網路更新速度快，不受印刷、運輸、發行、編制等因素的限制，網路信息幾乎可以做到同步發送。（3）交互性。報紙的傳播方式通常是單向的，網路卻可以做到即時的雙向互動。網路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於一體，網路中的傳者與受者的界限模糊，每個受者在上一秒鍾可以是傳播者。（4）多媒體傳播。網路集合了文字、聲音、圖片、視頻來傳達信息。網路藉助它們中任何一種或是幾種組合進行信息傳播，打破了傳統媒體單一的傳播方式。（5）人性化。以往，人們只是被動地閱讀、收聽、觀看他們所不討厭的內容，傳播者積極地把信息推向受眾，受眾消極地等待信息的到來。網路中，人們有了更高的主動性、個人參與性和操作性。受眾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掌握和控制媒介傳遞的信息。（6）「開放性」。網路是沒有邊界的，不受地域限制。（7）「個性化」。這是互聯網媒體的一個本質的特徵，由於技術的局限，以往所有的媒體都是大眾化的，而互聯網卻可以做到面向特定的受眾，面向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