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環境下傳播趨勢

1、如何應用大眾傳播理論去解釋新媒體環境下的新現象

來自【駒】【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體時代以來，社會傳播現實的變化帶動了傳播學界的觀念變化，促使傳統的「媒介—受眾」關系研究不斷向「新媒介—用戶」關系研究轉變。
新媒體技術誕生的初期，樂觀的技術決定論經常占據主導地位，而當新媒體技術擴散和採納的比例逐漸提高，學者們又總是適時地轉向社會塑造論，探討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何以在社會歷史情境中產生社會影響，進而推動社會塑造的進程。
「新媒體」是一個歷史的、相對的、流動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當一個新的傳播技術誕生，「新媒體」和「舊媒體」的定義就會迎來一次更新，這一定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得以穩固，直到下一次的傳播技術更新。
當前，我們所談論的「新媒體時代」是指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終端技術等數字化信息傳播技術誕生以來的這一歷史時期。
新媒體時代以數字傳播、網路傳播和全球傳播為主要特徵。在此，新媒體並不單純指向傳播技術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時指向「用來交流或傳達信息的製品或設備;傳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動和實踐;圍繞上述設備和實踐形成的社會安排或組織形式」。換言之，即區別於大眾媒體時代的新傳播媒介及其相關的傳播實踐和社會情境。
新媒體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僅僅是以往占據傳播研究核心的生產、文本和受眾等問題，而是在媒介、實踐和社會三個層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體能夠產生哪些區別於傳統媒體的獨特影響，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會的大背景下，新媒體何以成為權力關系得以展開的場域。

2、為什麼新媒體的應用是未來營銷活動的趨勢？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新媒體的不斷發展,正在不斷改變著越來越多受眾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等方面的行為方式。傳統媒體趨弱,以互聯網、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不斷崛起並持續推動媒介的發展和改變。新媒體的迅猛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新媒體產業將引領時代潮流
新媒體產業在媒體行業中所佔比重迅速上升，在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韓國，新興媒體產業所佔比重已高於傳統媒體產業。例如：美國十分注重把高新技術應用到文化娛樂產業中。2004年迪斯尼公司關閉了其在佛羅里達的最後一個傳統手工動畫室，標志著美國已經全面進入三維動畫時代。2003年，美國《時代周刊》認為，2015年前後，世界將進入數字娛樂信息時代，數字娛樂在美國國內產值中將佔一半的份額，新技術、新產品將使數字娛樂全面超越傳統娛樂方式。日本媒體產業依託數字化信息技術，也已經完成了從早期媒體產業向現代媒體產業的轉型。
（1）內容付費成為贏利熱點
最典型的就是我們最關注的抖音，一些「官方號」的入駐，產生非常不錯的影響力。在「後真相」時代，呈現客觀事實、深度信息的報道顯得格外珍貴。在新媒體產品領域亦是如此，內容的價值更加重要。
知識付費時代開啟隨著內容付費領域的不斷拓展，知識IP和知識領袖不斷涌現，短視頻和音頻將成為內容付費行業的主要產品形式。然而，如何確保知識付費產品的高打開率將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內容付費也成為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輸出的一個新方式。
（2）社交化產品成為新勢力

據中國數字產業數據分析：預計2020年中國社交零售用戶規模達5.73億人。隨著微信生態功能的持續完善，電商各平台的激烈角逐，電商的社交化成為當前大熱。拼多多、小紅書、有贊、雲集等社交電商模式非常有效地解決了傳統電商獲取流量難的問題，通過充分挖掘用戶個體和社群價值，以信任和人脈為核心有效進行商品和平台推廣。
（3）智能互聯加速前進

媒體和人工智慧技術的結合已經由早期的概念進入產品形態，智能推薦、語音識別、智能感測器等技術的應用正在重塑新聞生產和傳輸的各個環節，智能移動互聯網正在蓄勢待發。對於新媒體來講，未來的技術發展導向必將是：萬物互聯，智能加速。
2、 對傳統媒體產業形成沖擊
移動互聯網已席捲全球每一個角落，十分敏感的傳媒業更是首當其沖。過去十年間，傳統媒體已經深深陷入了「不改變,無生路」的魔咒中，一大批傳統媒體紛紛倒下。但那些誕生於網路的新興媒體仍然高歌猛進，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活力。
根據第44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較2018年底增長2984萬，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由2018年底的98.6%升至99.1%。可以看出，我國網民向移動端轉移的趨勢進一步強化，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的地位更加鞏固。一方面，以「移動互聯」為主要特徵的新媒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漸成規模。新媒體的發展日新月異，影響漸大，正在以一種新傳播方式、新生活方式的「身份」迅速改變著這個世界。另方面，傳統媒體的經營卻每況愈下。以報紙為例，近年來的報紙尤其是以市場為主導的都市類報紙的關注度、發行量和廣告收入均出現大幅下滑。央視CTR統計數據顯示，自2012年開始，報紙即進入了下降通道，並且每年正以加速度的態勢快速下滑。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3方面。
(1) 對報紙的沖擊：報紙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上網瀏覽閱讀新聞，因為網路可以隨時隨地提供最新的新聞動態，省時省錢。
(2) 對廣播的沖擊：新媒體成了廣播媒體的重要來源，而且廣播節目通過新媒體這個平台也促進了自身的發展。

(3) 對電視的沖擊：對電視的沖擊是最明顯的，網路給受眾提供了更方便更人性化的選擇機會，並且網路視頻主頁一般都會推出近期新的電影、電視劇，人們可以直接了解電視節目或電視劇的最新動態，也可以根據自己的休息時間來選擇觀看。

總體來說，新興媒體產業的崛起，對傳統媒體產業特別是傳統媒體構成沖擊是毫無疑問的，但其影響范圍和程度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適應市場需求的傳統文化行業仍將繼續保持活力。

3、媒介融合趨勢進一步強化互聯網環境下，受眾獲取和傳播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及新媒體發展的多樣化，使得媒體間的竟爭更加激烈。傳統媒體的弱化及新媒體快速發展促使傳統媒體積極轉型，同新媒體一道協同融合發展。例如，傳統媒體中報紙向電子報刊、電子閱覽轉型網路電視機頂盒的出現實現了電視聯網;網路廣播的發展也使電台廣播和互聯網廣播信息內容融合為個平台。所以說，新媒體時代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依舊會是主流,在電子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下，最終實現電視、手機、電腦的「三網合怒」，甚至是「多網合一」。
此外，媒介融合的進一步強化，還體現在網民意識形態上的融合。過去，傳統媒體依託各自的資源和優勢在自己的領域獨立運轉，媒介與媒介之間不存在也不需要融合，但隨著多元化、開放化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思想正在逐步發生著變化，並開始接受各類不同的信息，新媒體環境下的媒介融合也印證著時代的變化、承載著思想的變化。
從互聯網時代傳播內容的寬泛性、多元性，網民圈層的多樣性、豐富性也可以看出人們在思想形態上也在做著不同層次的融合。越來越多的等級性、民族性在這樣的環境下被打破，「地球村」的概念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盡管新媒體具有傳統媒體所不具備的優勢，並正在引導著媒介市場加速地變革，但就當前及短期發展來看，傳統媒體在當下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所具有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的專業優勢及其所擁有的全面、客觀、權威性等優勢使傳統媒體在媒體市場上短期內仍然是主流傳媒。例如，目前，中央電視台已經開始實行與新媒體融合的發展策略，集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共同優勢，建立了央視網路直播頻道、車載直播頻道和手機視頻直播頻道等。央視頻道的許多品牌欄目都可以在電腦、手機、車載電視等設備上通過網路同步直播，既保證了節目的品質，又達到了迅速便捷的傳播目的。
4、更加註重「以用戶為中心」的用戶體驗

近年來，「以用戶為中心」的私人訂制、個性化、情感設計化、互動式的體驗成為商業服務用戶的主要思維方式。約瑟夫·派恩在《體驗經濟》一書中預測未來經濟發展屬於體驗經濟時代。體驗經濟追求用戶積極的自我感受的滿足，重視消費過程中用戶的自我體驗，主要體征表現為感官性、個性化和參與性等。用戶對產品的需求不再局限於功能性滿足而是更多地開始注重心理滿足。
現在，為了達到更好的商業效果和利益，「用戶體驗」一詞已經廣泛應用於需要服務客戶的各行各業，如「體驗式購物」「體驗式營銷」等。新媒體環境下，「以用戶為中心」的傳播方式會越來越深入到策劃、設計、功能等一系列用戶體驗當中，如社交軟體設計理念會更加人文化、情感化、圈子化，功能設計上越來越體現出「私人訂制」的量身打造等，一切的打造和設計都只是為了滿足受眾越來越精細、敏感的需求。可以說，每一個軟體APP和頁面設計的升級和修改都是為了更好地迎合用戶使用的個性和私密性。

5、越來越強的用戶參與性

新媒體相較於傳統媒體，其最突出的特徵便是改變了過去信息單向傳播的模式，創造了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隨時隨地的雙向傳播模式。這樣的傳播模式導致了新媒體的開放性和參與性。而且越來越多的媒體、企業,商家開始重視受眾、用戶對項目或商品的參與性。
因為在新聞媒體時代，關注量越多,才越能有較大的商業價值。傳統媒體的傳播模式，將受眾和傳播者截然分開，受眾只能作為接受者被動地接受信息。但新媒體的平等性和匿名性特徵將這一界限徹底打破，接受者可以是傳播者，傳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從而實現了所有人向所有人的傳播模式。所以，新媒體具有極強的參與性。傳統媒體為了尋求改變，也在新媒體開辟陣地，與電子商務結合，增加新的利益點。2015年和2016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節目組就採用了新媒體的玩法「搖一搖」和「咻一咻」與用戶互動。由此可見，「用戶參與性」已成為新媒體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

3、新媒體傳播的特點有哪些？

特點：

1、交互性較強：在新媒體時代中信息傳播渠道多元化，受眾可以自主的參與到傳播系統中，交互性較強。

2、海量化信息承載功能以及信息碎片化：新媒體憑借強大的技術手段使得海量化的信息以簡短精煉的形式得以存貯於平台上，信息傳播較為碎片化。

3、資源的可共享性：在互聯網上，例如百度文庫、優酷視頻是一種不限地域、行業、年齡等的資源共享平台，用戶可以上傳和下載互聯網資源。

4、超文本、超鏈接的應用並提供多媒體支持：新媒體支持很多文件格式而超文本與超鏈接則使得網民方便快捷的使用網路資源。

5、個性化與主動性較強：網民可以主動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自己感興趣的信息內容，基本上不受時空限制，個性化極強。

6、虛擬社群化：網路社交是繼網路興起後發展起來的，是在網路上建立一個虛擬化信息的傳播環境，使用的用戶構成了虛擬的社群。

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如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簡訊、移動電視、網路、桌面視窗、數字電視、數字電影、觸摸媒體等。相對於報刊、戶外、廣播、電視四大傳統意義上的媒體，新媒體被形象地稱為「第五媒體」。

利用數字技術和網路技術，通過互聯網、寬頻區域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傳播形態。

(3)新媒體環境下傳播趨勢擴展資料：

新媒體是相對於傳統媒體而言，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後發展起來的新的媒體形態，是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有線網路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的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

媒體是具備價值的信息載體。載體具備一定的受眾，具備信息傳遞的時間，具備傳遞條件，以及具備傳遞受眾的心理反應的空間條件。這些綜合形成媒體的基本價值。這個載體本身具備其價值，加之所傳遞信息本身的價值，共同完成媒體存在的價值。

這個也就是媒體存在價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進步也具備一定受眾，但是媒體成本遠高於受眾所帶來的商業效益，亦不能形成媒體的有效價值。

效應是在一定環境下，因素和結果而形成的一種因果現象。新媒體必須具備形成特定效應的特性。或者說新媒體必須具備形成一種更新的效應的特性。新媒體必須具備影響特定時間內特定區內的人的視覺或聽覺反映的因素，從而導致產生相應的結果。

4、如何理解新媒體環境下傳播格局的變化

1．新媒體突破了國別、區域邊界，實現了國際傳播的跨越時空、超越疆界，即刻傳遞、海量傳送、互動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傳播特性。
在全球聯網、智能移動終端設備、多媒體融合應用、零成本（或低成本）、自媒體等眾多的新型技術和應用基礎上，新媒體天然具有跨越時空約束的能力。藉助於智能終端設備、通訊技術、新型應用，任何個體都可以變成新聞事件現場的第一報道者，將信息通過具有全球聯網功能的公共信息平台迅速傳播到全球。這一優勢在新聞突發事件中尤為明顯。
　2．強大的互動、互融性特點，強化了國際傳播的廣度、深度和影響力。網路媒體以其與生俱來的自媒體和全球開放的優勢，將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可以幾乎無成本的、便捷的獲取和傳輸信息。這種優勢可以完全打破傳統媒體環境下弱勢國家無法施展國際傳播的局面。任何一個國度，只要接入網路，就可藉助新媒體平台突破媒體界限，輸出本國信息，放大本國聲音，擴大本國影響力。
以信息技術、新型通訊技術為基礎的新媒體使媒體的影響力從區域轉向全球，從新聞信息封鎖轉向開放的信息眾籌，從信息傳播的不對稱轉向公開開放的信息共享，可以說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傳統媒體的傳播缺陷。

5、論述傳統媒體環境下和新媒體環境下的品牌傳播有何不同?

傳媒媒體環境下，話語體系相對主流而且易捕捉，品牌傳播的觸點是相對統一的；新媒體環境下，話語體系被完全打亂，品牌的理解和傳播觸點紛繁復雜，同時也讓接觸人群有了區分。此外，新媒體可以說是對傳統媒體在傳播市場上的瓜分，那品牌傳播如果要做到全覆蓋，當然也被瓜分了更多的板塊。不過，對品牌傳播而言，首先還是應該找到品牌目標群體更為信任哪個媒體的話語體系，從而在此媒體上做好傳播推廣，而且傳播要符合此媒體的話語體系規則。

6、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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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