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改變人之間關系

1、新媒體對人類思維和行為模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新媒體傳播影響了人類的文化接受方式和能力受眾傳統的閱讀習慣發生改變。閱讀傳統出版物的人數在下降, 而閱讀新媒體的人數則在增長網路、手機等新媒體的誕生和流行，改變著人際關系和人際交往形態。在我國，手機簡訊的流行更是旗幟鮮明地區分了兩代甚至三代人之間的界限。老一輩人很多不擅長發簡訊，新一代人則對簡訊樂此不疲，年輕一代的交往方式正悄然發生變化。年輕一代正用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來創造自己的社交網路。

不同文化間原本分明的層次實現了融合（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並存），文化的符號形態也實現了多元並舉（靜態與動態共同繁榮），而後者的文化傳播價值在商業社會中能夠得到更大的挖掘。

2、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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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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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3、新媒介環境下傳受角色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傳受關系是建立在傳播主體與收受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隨著媒介技術進步與應用環境的變化,傳受關系不斷發展。
新媒介傳受主體共同建構的「自由」、「平等」的傳受關系

4、論新媒體對大學生人際交往的影響

選擇新媒體的大學生可謂越來越多了，社交媒體創造了無數個交往的機會，對於在校生活的大學生，不玩手機明顯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多數學生都或多或少接觸新媒體，很多同學可能在現實中沒見過面，但通過新媒體，彼此都有一個了解，有相同愛好的人會相互結識，成為朋友，也有可能成為情侶，嘿嘿。

浙江某高校某教育心理學論文里這樣寫著:大學生微信使用日均在線時間幾乎超過課堂學習時間,使用社交媒體成為了普遍的信息化社交方式。長期使用網路社交媒體,學生面對面交流能力下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現實社交能力的發展。新媒體時代,大學生社會交往、人際交往的最終目標是個體融入群體,從群體中獲得交往價值,實現個人價值,微信等新媒體雖然擴大了大學生的社交范圍,但並未真正抵消學生的孤獨感。學生雖然每日頻繁更新朋友圈,頻繁發送信息,但虛擬網路中的孤獨感仍然存在,個體過度依賴虛擬網路獲得的歸屬感和支持,非但不能滿足需求,反而會惡化個體現實人際關系,導致個體對人際、社會、環境的疏離。

　

　微信等新媒體雖然為學生人際交往提供了諸多便捷,但也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如對網路社交平台使用不加限制,加劇了學生對自身社交行為的模糊認知。微信等新媒體雖提供了多元性的交際空間和范圍,同時也擴大了非理性的社交。因此,圍繞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目標和需求,對大學生社交進行指導,幫助其區分網路社交指向性,引導學生關注正面的社交信息,規避不良網路文化的影響,正確認知自身的社交行為,並學會正確使用社交媒體,合理規劃網路社交時間,反向塑造學生人際交往能力。

5、新聞媒介如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關系

技術學派的巨搫麥克盧漢的理論認為
「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是麥克盧漢為人類歷史發展描繪的一種過程圖景。在麥克盧漢看來，勞動分工的發展和拼音文字的發明破壞了人類感知方式的原始整體性，使人從整體的部落人變成了殘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機械印刷術和工業化則把人的非部落化推向了極端。電力媒介的出現為人的感知方式的重新整體化提供了可能。人類因此將重新進入部落化時代。對於這種過程圖景，評論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雖然絕大多數評論者並不認同其中的技術決定論，但都對它表示出了某種寬容，認為它在某種意義上表達了人們對揚棄由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異化的集體渴望。而在我看來，這種圖景本質上無任何新意可言，不過是伊甸園-被逐出伊甸園-重回伊甸園這種天主教意識形態的一種現代翻版。」
大眾傳播更多的是一種單向度的傳播，而新媒體的傳播更多的是互動，兩個彼此沒有任何關系的陌生人可以在網上完成交流，這就為一些有交流障礙的人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也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樣因為網路的匿名性，人們得從眾心理就個不會如現實生活中那麼明顯，所以更容易思想的多元化和傳播內容的透明化。
SNS使人們每通過六個人就可以找到一個人，更是使人們在無形中通過媒介連成了一張網，我們生活在了一張通過媒介連接的無形的網中。

6、新媒體對人際關系帶來什麼影響

有一些負面影響，但關鍵還是看個人想法

7、新媒體對人和社會的影響？

對個人來說有一批個人作者靠這個行業吃飯，創造了很多優質內容，帶來的收入還相當不錯。對社會來創造了有價值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