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媒體尤其是網路媒體運行過程中,把關活動出現了哪些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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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的特徵有哪些轉變
在信息傳播中，媒體環境發生改變，相對應地在媒體環境中彼此有聯系的人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信息技術的發展、海量的用戶使信息的製作、傳播、接受變得異常簡單。筆者非常贊同美國《Online》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新媒體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在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由單純的「接受者」轉變成「傳播者接受者」的雙重身份，身份發生論新媒體環境下「受眾」理論探討巨大改變。
「受」眾不「受」。在新媒體環境下，這種傳播模式被改變。早期在網路出現之前以廣播、電視、報紙這類大眾傳播媒介為主的傳播方式，這種模式下「傳播者」是整個傳播鏈的第一環，處於第一中心位置，他決定著傳播活動後屬四大環節，而受眾對於信息的接受處於被動的位置。而在新媒體環境下，早期的信息傳播模式被完全打破。「傳播者」和「受眾」的界限被模糊，媒介中心喪失。「去中心化」成為現今信息傳播的一大特點，所有人都可以進行傳播，每一個個體都成為信息傳播的中心。每一個個體都可以充分調動自己的積極性並發揮自己的能量。
這個時代不再會依靠某一個類媒介的強勢覆蓋而「號令天下」、「唯我獨尊」。新興媒體的勃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和個性的表達，每個人都掌握著話語權。新媒體環境中，「受眾」已經不是被動的、單純的「受」眾，筆者傾向於將「受眾」更名為「用戶」。
在新媒體發展下，受眾成為用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隨意地發布信息，每一個人手裡都有一支「麥克風」，傳播和接受的地位平等。互動性加強。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特徵明顯，即時性、互動性、開發性、個性化、精準性、信息的海量、低成本的無界限傳播、搜索便捷等。而其中信息處理技術的數字化、傳播方式的互動性是它最本質的特徵。
丹吉爾默提出了「新聞媒體3.0」的概念，而受眾與媒介的關系也從0經歷到3.0形態。0時代的交互性弱基本沒有，傳播形式單一，媒介是中心，它決定受眾選擇的信息。2.0時代媒介中心的理念開始淡化，受眾與媒介之間開始了互動，受眾的聲音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媒體上，而媒體也開始重視這樣的聲音，並根據受眾意見隨時調整信息的傳送。如今的3.0時代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界限模糊，媒介不過是聚合受眾注意力和需求的平台。信息的發布不再局限在原來的少數特權階層，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參與任何一個新聞事件，影響事件的進程。受眾的主動性及互動性是新媒體環境下的鮮明特徵。
（參考資料：財識網）
3、考研題結合案例把關人理論以及新媒體環境下的問題？
網路對把關人理論的定義是：「把關人」又稱「守門人」，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庫爾特·盧因(1947年)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盧因認為，在研究群體傳播時，信息的流動是在一些含有「門區」的渠道里進行的，在這些渠道中，存在著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才能進入傳播渠道。
在大眾媒體時代, 大眾媒體牢牢地把握著話語權, 由記者、編輯、總編擔當的「把關人」, 控制著輿情的引導方向, 是一種標準的單向線性的傳播方式, 甚至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新媒體時代，每一個人既可以是輿論的傳播者，也可以是輿論的接受者，大眾牢牢把握話語權，輿論的傳播不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更分散泛化。傳統把關人角色面臨弱化和解構的風險。
例如之前網路上一條「注膠蝦」視頻，視頻中，一名女子一邊從每隻皮皮蝦背部拆出一條比較硬的、紅棕色的東西，一邊控訴給蝦「注膠」的「黑心商人」，隨即引發網友熱議，相關視頻也被網友大量轉發。隨後人民日報、央視新聞等媒體在微博上進行辟謠，表示視頻中的「注膠」其實就是皮皮蝦身體內並未成熟的蝦黃，而不是膠。這種虛假新聞之所以能夠快速傳播，正是把關人弱化造成的。（案例來源：清博輿情）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可以被稱之為「把關人」，從積極層面來說，因為每個人的參與和發聲，使整個網路環境信息更加全面、完整、還原，且幫助受眾能夠更真實、更全面的了解事件。但其弊端也比較明顯，由於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言論，只對自己發表的言論、立場負責，使其擺脫了傳統大眾傳媒層級、審核等各種約束，加上虛擬名稱的使用，使最後一道「把關」功能也相對減弱。因此，在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真實性成為首要任務，需要不斷通過自省、法制、輿論監督以及網路制度完善等各種方式，將把關環節進行強化。
4、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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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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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5、如何理解新媒體環境下傳播格局的變化
1．新媒體突破了國別、區域邊界，實現了國際傳播的跨越時空、超越疆界，即刻傳遞、海量傳送、互動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傳播特性。
在全球聯網、智能移動終端設備、多媒體融合應用、零成本（或低成本）、自媒體等眾多的新型技術和應用基礎上，新媒體天然具有跨越時空約束的能力。藉助於智能終端設備、通訊技術、新型應用，任何個體都可以變成新聞事件現場的第一報道者，將信息通過具有全球聯網功能的公共信息平台迅速傳播到全球。這一優勢在新聞突發事件中尤為明顯。
2．強大的互動、互融性特點，強化了國際傳播的廣度、深度和影響力。網路媒體以其與生俱來的自媒體和全球開放的優勢，將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都可以幾乎無成本的、便捷的獲取和傳輸信息。這種優勢可以完全打破傳統媒體環境下弱勢國家無法施展國際傳播的局面。任何一個國度，只要接入網路，就可藉助新媒體平台突破媒體界限，輸出本國信息，放大本國聲音，擴大本國影響力。
以信息技術、新型通訊技術為基礎的新媒體使媒體的影響力從區域轉向全球，從新聞信息封鎖轉向開放的信息眾籌，從信息傳播的不對稱轉向公開開放的信息共享，可以說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傳統媒體的傳播缺陷。
6、新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核實踐發生了哪些變化
經典新聞傳播理論對推動人類傳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在新的傳播環境下，新聞傳播理論受到了挑戰。網路媒體的普及使傳播環境發生了裂變，一些適用於傳統媒體的理論在網路時代依然適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論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本文探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的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理論的基本思想最初來自於美國新聞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擬態環境」的活動。「擬態環境」是指存在於我們頭腦中的關於世界的看法，與現實相比，這種看法總是不完整的，並且通常是不準確的。①這種「擬態環境」是由媒體設置而形成的。他認為，我們的行為是對這個「擬態環境」的反應，而並非對真實環境的反應，我們只能看見媒體所反映的現實，這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思想發端。1972年和1976年，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總統競選研究中，通過定量研究證實了這一理論假說，他們的研究標志著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為傳播效果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
隨後，有眾多傳播學者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使這一理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學者郭慶光在其《傳播學教程》中對議程設置理論這樣表述：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②如今，在網路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時代已經到來。網路中多元的傳播方式和傳播權的泛化，使受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大大增強，使傳統媒體中議程設置理論的基礎被打破，新的傳播模式中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改變。
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的變化
隨著實證研究和理論探討的展開，「議程設置功能」的有關概念也不斷趨於細致化和明確化。議程設置理論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是廣受關注的話題。在新的媒體環境下，議程設置理論主要在以下幾方面發生了變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眾的地位改變，議題設置主體發生變化
傳統傳播過程中的受眾總是被動地接收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無法同媒體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他們只能在媒體為之設置的議題中挑選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體時代，網路傳播釋放了受眾參與信息傳播的主動性，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來挑選新聞信息，或發表自己的看法。互聯網因其網路分布式傳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體的控制權，能實現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雙向交流，公眾和媒體成為議程設置的共同主體。
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主體也表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首先，議程設置主體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次，議程設置主體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議程設置主體間呈現互動交叉性。③這就是新聞傳播領域出現的「二重議程設置」現象，即在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之外又出現了 「網民議程設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數」不僅不再沉默，而且積極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中來。
2.公眾的自我議程設置出現，個人議題更易轉化為公共議題
在新媒體時代，公眾議題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設置形成的。公眾議題形成的過程或方式也變得很簡單，那就是「互動」，公眾在互動中選擇哪些事情或議題是重要的。網路時代公眾自我議程設置功能的實現，是對「議程設置」理論內涵的補充和延伸。如果公眾自我設置議程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那麼這一議程就會進入傳統媒體的議程范圍，在網路傳播中，某一網民自我設置議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也就會很快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④傳統媒體關注後又會很快轉化為公共議題。總之，個人議題更加容易轉化為公共議題，網民成為許多議題的第一設置者，經過網民的激烈討論互動以及各大媒體的轉載和重新設計，最後上升為人人皆知的熱門議題。
3.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弱化，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
網路媒體改變了網民的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實現了從下向上的傳播，不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聞的影響力，也會弱化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有些議題可能是傳統媒體比較關注的問題，但如果網路媒體不予重視，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影響力就會弱化。
另一方面，網路媒體增強了議程設置的時效性。根據心理學中的「首因效應」，人們在接受外部信息時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聽到的情況。網路媒體的快捷性等優勢，使它可以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隨時隨地發布消息。比如，在溫州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發生後，微博等自媒體就同步直播事件的進展，在第一時間為公眾設置議題。因此，新聞時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媒體對公眾議程的設置能力。
4.媒體間的議程設置進一步發展
議程設置不僅存在於媒體與公眾、媒體與政府之間，同時，不同的媒體之間也存在著議程設置。在網路媒體出現以前，傳統媒體一直是公共議題的設置者，並且引導著公共輿論。然而，由於互聯網的低門檻、信息發布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強等特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成為議程設置者。一旦網民設置的議題被廣泛關注和討論，該議題的重要性和顯著性就會大大提升，很快傳統媒體就會將這一網路議題引用過來，進行深入討論。凡是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重大議題，都存在著傳統媒體和網路媒體積極互動的現象。比如在2012年的寧波PX事件中，由於網民對這一問題的爭議以及意見領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該議題在網路上被迅速擴散和傳播，隨後傳統媒體相繼跟進報道，最終促成了事件的解決。另一方面，一些強勢媒體的報道也會對一些小媒體的報道產生影響，比如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側重於報道哪些方面的新聞，各省、市媒體就會以此為導向來組織相關新聞報道。
結 語
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強有力的沖擊和影響，也因此為議程設置理論研究提供了新視角。新媒體的出現也促使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發生了變化。大眾媒體議程設置的功能沒有終結，但的確在弱化，而社會生活並未因此就失去了議程的設置，各種議題仍然在公眾中不斷地傳播著。正如麥庫姆斯所言：「不可否認，網際網路的確會帶來新聞媒介議程設置效果上的一些變化，但在目前看來，這些變化僅僅是某種程度上的變化，細節上的變化，而不是議程設置本質上的變化。」⑤
注釋：
①【美】麥庫姆斯著，郭鎮之 徐培喜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頁
②劉德傑：《網路傳播中的「議程設置」探析》，《新聞窗》，2009年第4期，第88頁
③徐春霞：《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主體」分析》，《新聞窗》，2009年第6期，第77頁
④谷頻：《網路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軍事記者》，2004年第11期，第48頁
⑤董文娜：《網路時代議程設置理論的新變化》，《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下，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