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下的時代媒介管理

1、新媒體時代用戶的媒介使用習慣發生了哪些改變

在新媒體時代來臨後，用戶的媒介使用的對象大多包含以下特點：

迎合人們休閑娛樂時間碎片化的需求。由於工作與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休閑時間呈現出碎片化傾向，新媒體正是迎合了這種需求而生的。

2.滿足隨時隨地地互動性表達、娛樂與信息需要。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代媒體在傳播的訴求方面走向個性表達與交流階段。對於網路電視和手機電視而言，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

3.人們使用新媒體的目的性與選擇的主動性更強。

4.媒體使用與內容選擇更具個性化，導致市場細分更加充分。

2、新媒體時代下傳統媒介的發展趨勢

首先，發揮傳統優勢，深化拓展挖掘信息。新媒體環境下，信息泛濫又稀缺，稀缺是因為垃圾信息太多造成受眾難以捕捉有用信息，傳統媒體應該深化在深度報道，線索挖掘（例如微博爆料，記者取證采訪），信息求證上的優勢。除此之外，傳統媒體要細分受眾，為特定群體受眾提供高質量的細分信息。
其次，積極融入新媒體，傳統媒體在渠道拓展上不存在任何問題，報紙做電子報，電視做網路電視，數字電視，廣播也可以上網，拓寬形式，做好渠道，傳統媒體一樣可以成為復合媒體。
最後，發揮新媒體與全媒體的集合品牌優勢，增強媒體品牌影響力和公信力，爭取做成綜合性全媒體運營的大型權威媒體，為社會提供正確的議程設置和合理健康的輿論導向。
以上三大點來自揚子晚報主編講話，內容是個人理解。

3、什麼是新媒介時代？新媒介時代的特點有哪些

新媒介是網路，報紙和雜志屬於舊媒介，特點就是信息傳播快且廣

4、新媒體的發展歷程經過哪幾個時代？

新媒體發展時代是相對於傳統媒體發展而言的，「新媒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在今天網路基礎上又有延伸，無線移動的問題，還有出現其他新的媒體形態，跟計算機相關的。這都可以說是新媒體。」
媒體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精英媒體、大眾媒體和個人媒體。這三個階段分別代表著傳播發展的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

5、新聞工作的職能在新媒體時代有哪些變化？

新聞工作者當下的三大困惑：
1.內容生產的獨立性困惑： 在社交媒體環境下，記者不再是獨立於受訪者和受眾的個體。他們有可能在受眾的期待下，產生參與事件的沖動。記者在新聞報道中難以保持中立性，甚至自己成為新聞事件的主角，參與、介入、影響新聞事件的發展進程。
2.媒介的管理者和生產者困惑： 在新媒體環境下記者的管理者和生產者身份開始合一，記者不僅關注內容生產還要關注內容推廣和受眾反饋，部分媒體也以量化考核指標作為記者的指揮棒。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記者為了更好的傳播效果討好受眾，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判斷。
3.移動平台的碎片化困惑： 由於其便捷性，移動平台已成為許多人獲取內容的第一來源。然而，移動媒體本身的碎片化、娛樂化特徵會影響內容的完整性，社交平台更有利於突發事件的告知和短評論，而不利於嚴肅、冷靜的思考。
三大矛盾：
1.快速與准確的矛盾 ，動搖著新聞記者獲取信息、發布信息的權威感，最終可能導致這種權威感帶來的對新聞職業應有的神聖感不復存在。
2.信息的量與質的矛盾 ，讓新聞記者感到傳播專業化受到空前擠壓，這種擠壓最終可能讓新聞記者感到關注度的喪失，由這種喪失帶來對新聞職業本身應有的傳播機制喪失信心。
3.信息題材的專與雜的矛盾 ，記者感到在設計自己的職業生涯時，專攻某一領域的可能性不復存在，讓一人身兼采寫編播等數職，但專業水平沒有了，新聞稿件粗製濫造，新聞產品的質量下降，職業神聖感漸行漸遠。
對MJC和新聞學同學而言，這三個知識點太重要了，為什麼？因為最近幾年考新聞大題，大都是新媒體環境下的新聞理論、新聞實踐變遷。

這是比較專業性質的回答，希望能夠幫到你

感謝採納

6、互聯網時代下，企業如何做好新媒體運營布局

先說官方媒體：

央視。互聯網產品：央視網，央視新聞客戶端，微信，微博。央視新聞砸了上千萬做移動，這些錢可以做一個網站了。

人民日報。產品：人民網，人民日報客戶端，微博，微信。客戶端的廣告都打到地鐵上了。

新華社。產品：新華網，新華社微博，微信，客戶端。新華社做的比較低調，但客戶端，微信做的都很好。

這三家媒體，客戶端跟傳統的電視，報紙分開，為另一個系統，有獨立的記者，編輯。所以權威性也不如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紙質版。前幾天人民日報客戶端發的批評豆瓣評分的事就可以看出來，這種漏洞非常明顯的文章，人民日報紙質版是絕對不會出現的，人民日報評論部後來發的這個東西就能看出來。

另外多說一句，微信公眾號「俠客島」不代表人民日報立場，俠客島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部」，人民日報海外版是什麼？還有一個名字，叫做「海外網」，跟人民日報是分開運營的，權威性還不如人民網。所以，大家要了解中央精神，還是以人民日報紙質版為准。

效果：放幾張微博的圖。

看轉發量和評論就知道影響力了。央視新聞，人民日報，在微博領域，和新浪自己運營的號，頭條新聞，幾乎是微博上媒體的三巨頭。

另外，吐槽一下人民日報微博。

2月17日人民日報 微博：倡議：更多客戶端把彈窗用於尋人、打拐等民生領域，賦予尋人更鮮明的時代印記和技術紅利，解救出更多陷於悲劇的家庭，讓人間奇跡變成巷陌尋常。轉起！ 。

順便看看@人民日報 最近7條微博，又祭出雞湯+收藏+快捷鍵+轉起。共有991條微博有「轉起」 。

以上是微博上的影響力。網站，微信，客戶端也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微信閱讀量。當然，其中有很多硬新聞，也有很多雞湯類。。。當時傳播量依然很廣。足見，官媒在大家心中的分量還是很足的。

7、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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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