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與公共管理變革

1、新媒體時代企業的公共關系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特別是進入web2.0時代以後，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路輿論年」、2006年的「網路暴力」到2008年的「網路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路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鍾瑛、余秀才對1998—2009年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進行研究後發現，48%的網路輿論事件由傳統媒體率先報道，33%源於網路媒體，4%源自手機，15%各類媒體同時報道 ；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發生的頻率呈波浪式不斷上揚的態勢（個別年份除外）；涉及的階層以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首當其沖，約占整體的30% ；涉及的事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政治與民生方面，約占整個案例的39% ；從各類媒體對事件發展的影響看，網路媒體主導事件發展的案例有80起，佔50%，傳統媒體起主導作用的14起，佔9%，多種媒體共同起作用的66起，佔41%。 ［2］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表明：新媒體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負面輿論的主要載體，新媒體輿論指涉的重點是政府機關及其行政行為，新媒體成為推動事件解決的主要輿論力量。

新媒體輿論的空前活躍，不僅影響著虛擬社會，也對現實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給政府管理帶來了雙重影響 ：一方面，新媒體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搭建了便捷通暢的平台和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聯系溝通群眾的重要橋梁和紐帶，有利於政府推行政務公開，建設「陽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權力運行置於「無處不在的眼睛」的監督之下，「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有利於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問政於民」、「問計於民」，實現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有利於群眾暢所欲言，渲泄情緒，抒解怨氣，及時反映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社會壓力，發揮「排氣閥」和「預警器」作用，從而維護社會穩定 ；有利於政府吸納自下而上的推力，彌補現行公共管理體制的不足，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形成推動改革的「倒逼機制」；有利於政府發揮政治動員作用，宣傳大政方針，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體引發的輿論的空前活躍，網路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非理性和情緒性輿論的彌漫，各種虛假信息、網路暴力、攻擊漫罵、謠言充塞網路，政府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和挑戰。

挑戰之一 ：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台，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放言 ：「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了。」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藉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肆意誇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2009年境內外「三股勢力」利用廣東韶關發生的「6•26」社會治安事件，藉助網路和手機進行炒作，製造了烏魯木齊「7•5」事件。在事件發生後，又竭力污衊我打擊暴力犯罪是壓制「民主」、「自由」和「人權」，煽動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和仇視，動搖人們的理想信念，為他們的分裂活動大造輿論。近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還以侵犯言論自由為名攻擊我對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正常管理，卻無視自身對網路不斷強化的管理和控制。藉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挑戰之二 ：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於「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後於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於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社新媒體時代政府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會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據統計，網上有關監督類輿論85%是針對政府、公務員的略帶「攻擊性」的負面輿論。一旦政府及官員捲入網路事件，網友幾乎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絕對壓倒性的輿論聲勢。一些網路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鄧玉嬌事件」、「李剛之子校園撞人致死案」、「微博開房案」等原本是個別官員的問題，但經過「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徑事件被誇大和泛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挑戰之三 ：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互聯網的發展已步入Web2.0時代。相對傳統媒體將信息以垂直方式傳輸給予目標受眾，Web2.0應用程序則旨在「水平」地傳輸信息，即從原來的「點對面」變為「多點對多點」。Web2.0 時代是「用戶創造內容」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新聞組、即時通訊、電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網路社區等平台發布信息，為輿論設置議題。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於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路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挑戰之四 ：網路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憑藉手機簡訊、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在這些網路事件的背後常常隱藏著一批「網路水軍」，他們主要是出於商業目的，經常別出心裁地策劃、「製造」轟動話題，或者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進行「深入挖掘」、「推波助瀾」，推動事件不斷發酵、放大，直到演變成群體性事件，其危害性尤為嚴重。

挑戰之五 ：幹部素質同新媒體時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普遍存在「網路恐懼」心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主參與度、信息公開度越來越高，彷彿一切都被置於放大鏡下，許多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不同程度的存在「網路恐懼」心理。人民論壇開展的問卷調查顯示 ：70%的受調查者認為，當代中國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官員患有「網路恐懼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官員缺乏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網路群體性事件正是由於一些幹部的不當處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體、特別是同新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體時代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考驗。

2、公共管理職能的歷史演變

一、傳統社會的公共管理職能
（一）東方傳統社會的公共管理職能
在東方的傳統農業社會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成了簡單的社會結構，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是家庭以及由眾多小家庭組成的村莊。在這樣的社會里，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是通過從中央到地方的龐大而嚴密的官僚組織和強大的軍隊、警察，形成了「集權」、「王權」式的管理。在統治集團的關繫上是官僚組織、軍隊和警察向帝王個人負責，地方向中央負責的體制。在國家與社會、政府與臣民的關繫上則表現為：第一，村莊成了一個不受政府系統直接控制的社會和臣民的基層自治組織，政府不直接干預村莊的生產和生活；反過來，村莊的分散性和封閉性也使得它不可能成為制約國家和政府行為的主體。第二，政府通過控制奴隸主、大地主集團來控制全體臣民。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表現為對奴隸主、地主、自耕農和工商業者的管理，而不與奴隸、佃農等發生直接的聯系。這種管理方式反映在公共管理職能的發揮上就形成了對社會中間層次（奴隸主和地主）的管理。第三，簡單的社會結構造成了公共管理職能比較單一，主要是徵收賦稅、勞役和兵役等。
（二）西方傳統社會的公共管理職能
（1）古希臘時期。此時期公共管理職能體現出以下特點：第一，政府職能與社會職能相互交錯，造成了社會事務國家化和國家事務社會化；第二，由於社會與國家相互滲透，結果縮小了政府專門職能的范圍；第三，政府職能中的階級統治職能更多地被社會服務職能所取代；第四，政府的鬆散的社會化服務特點使得國家沒有建構控制社會的龐大的政府組織系統。
（2）古羅馬時期。該時期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影響，並出於軍事擴張和國內社會穩定的需要，公共管理職能中以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最為突出。
（3）領主制時期。封建領主制下的西方一些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體現出如下特點：第一，政府階級統治職能以中央分權、地方集權的雙重形式來體現；第二，政府的大部分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地方化，中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很有限；第三，政府管理過程中是民主與專制相結合。
（4）地主制時期。此時期的公共管理職能呈現出如下特點：第一，政府的階級統治職能與社會管理職能同時得到了強化；第二，政府的社會平衡職能是以體制化的形式出現的，即通過等級會議，來平衡社會各方面的矛盾；第三，政府的社會服務職能完全是排他性的，只為統治階級服務。
二、現代西方國家公共管理職能的演進
（一）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
這一時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體現出了兩個方面的特點：①對國家和社會發揮「守夜人」的作用。亞當·斯密認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即國家）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第一，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其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②奉行「管事最少，政府最好」的主張。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依靠「無形的手」（市場）來調節引導社會經濟及其他各方面事業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的干預較少。
（二）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
二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把國家干預經濟作為一種調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別是50年代以後，西方許多國家都推行了國有化、經濟計劃化，政府幹預經濟的各種措施此伏彼起，資本主義經濟在政府的有力作用下出現了20年的繁榮，被譽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主要體現出兩個特點：①強化了政府的政治統治職能，專政鎮壓職能大大加強，民主職能則有所削弱。②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緊密結合，政府的經濟職能和社會服務職能均擴大和加強。
（三）新自由主義興盛時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繁榮之後，進入20世紀70年代，特別是遭受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之後，新的更加復雜的經濟問題又出現。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地出現了經濟停滯，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相互交織且同時並存的現象，進入了所謂的「停滯膨脹」時期。這種「滯脹」現象意味著「政府失敗」，從而使人們對政府幹預調節的功效產生疑慮，動搖了主張政府幹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雄踞20多年的理論寶座，主張減少政府幹預，實現經濟自由化的觀念重新抬頭。在這種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應運而生。
（四）「第三條道路」時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
如上所述，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發展經濟而積極地進行了職能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並沒有徹底擺脫「滯脹」的困境。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新自由主義在西方開始受到冷落，許多國家重新加強了對國民經濟的干預。進入20世紀90年代，一場新的經濟衰退襲來，西方各國政府在衰退面前束手無策，新自由主義的葯方已失去效用，使他們認識到非進行新的改革和調整不可。當今西方國家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體現出如下特點：①政府政治職能中的暴力職能相對減弱，而保持社會穩定的調節職能趨於加強。如政府通過與各種利益集團、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妥協來達到平衡，吸收民眾參與管理等。②政府承擔了更多的經濟職能，並以此作為公共管理職能的重點。這一時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綜合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幹預的特點，走向了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混合型」經濟。政府奉行「盡可能一市場，必要時一國家」的原則，在充分發揮「無形的手」調節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也強調利用「有形的手」（政府）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3）政府的社會服務職能逐步擴大。對於諸如就業、住宅、交通、人口控制、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以及一些投資大、見效慢、私人組織無力或不願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等，政府均加以研究解決。
三、我國公共管理職能的轉變和發展
（一）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原因
（1）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根本原因。生產力是社會發展中最活躍的因素，它的不斷發展必然要求經濟基礎進行變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規律，決定了公共管理職能必然要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
（2）國家統治集團政治路線的變化。這是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直接原因。公共管理職能代表著國家管理活動的基本方向，在階級社會中，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著公共管理職能的性質，同時又通過公共管理職能的履行表現出來。因此，國家統治集團的政治路線直接決定公共管理職能的性質和內容。例如，我國在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國家統治集團的政治路線是以階級斗爭為中心，於是，在公共管理職能方面就強化了階級統治職能；在此以後，國家統治集團的政治路線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就強化了服務與社會管理職能。由此可知，公共管理職能無論怎樣發展變化，包括職能作用方向的調整、職能體系內部各要素作用力度的強弱，都必須與社會政治路線統一起來。
（3）社會各種客觀情勢綜合作用的結果。這是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社會環境因素。主要有：①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思想。②社會公共事務數量上的增多與內容上的日趨復雜。③社會科學文化水平的高低與公民自主意識的強弱。④公共管理主體的認識水平和管理經驗。⑤社會突發事件的出現。
（二）我國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歷史軌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當時，由於國家經濟處於恢復階段，尚未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加之當時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還比較尖銳，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是以政治統治為主。隨著政權的鞏固，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特別是隨著1956年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束，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體系急劇膨脹，以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普遍建立為標志，最終形成了高度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以及以此相適應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基本上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把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偉大歷史任務。這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首當其沖地涉及到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轉變，包括如何使政府與社會適當分權，使社會充滿活力；如何改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使國營企業變成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如何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等。1980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府概括能力，指出各級政府都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這是我們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為我國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81年前後，我國廣大農村陸續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2年後，又以法律形式正式廢除了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重塑農村鄉鎮政府，實行了行政權與生產經營權的分離，這是我國政府特別是鄉、縣政府公共職能轉變的一個重大突破。接著，改革從農村轉向了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此後，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積極進行了企業改革試點；以打破條塊分割為目的，擴大中心城市的經濟管理許可權，對原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和調整。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了轉變職能，加強宏觀管理和減少直接控制的原則，把改革引向了深入。1992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使我國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經濟基礎的這一系列變革，必然要求包括政府管理體制在內的整個上層建築與之相配套、相適應，從而促使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進行調整與轉變。
（三）我國公共管理職能轉變的內容
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進行了一系列的轉變，主要內容包括：職能重點的轉變、職能方式的轉變及職能關系的轉變。
1.職能重心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左」的思想路線長期占據著黨和國家的統治地位，在長達近30年中，在公共管理職能方面，一直是重政治統治職能，輕社會管理職能；重階級斗爭，輕經濟建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的工作重點進行了轉移，由過去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過去的重政治統治職能，轉變為加強民主法制建設職能。從而實現了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重心的根本轉變。
2.實現職能方式的轉變
為適應公共管理職能重心的轉變，我國政府在實現職能的方式上也進行了轉變。主要體現為：
（1）由運用行政手段為主轉向運用經濟手段為主。（2）由微觀管理、直接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管理、間接管理為主。（3）由重視計劃、排斥市場轉向把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
3.職能關系的轉變
職能關系問題涉及到由誰來行使何種職能以及管理主體之間職責許可權的劃分問題。
（1）理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之間的職能關系。
（2）理順政府內部各職能部門的關系。
（3）理順政企關系。
（4）理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系。

3、淺談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體制改革 畢業論文怎麼寫？

一份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的論文，僅供參考。 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1 城市公共交通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1.1 城市交通的現狀 目前,我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中,公共汽車、電車佔主體,承擔了城市80%以上的客運量。從一些城市的發展情況來看,有些城市的軌道交通籌建速度在明顯加快,但是由於投資巨大,總的來說尚處於起步階段,發展緩慢,城市要形成以大眾運量軌道交通為主的綜合運輸體系,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就我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來看,大城市的交通客運量還是以地面常規公共交通為主要運輸方式。職稱論文發表中心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的經濟一直持續高速增長,而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設和發展一直滯後於社會經濟和居民生活的需要。為此,我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明確了以公共交通為主的城市交通發展戰略。但由於財政體制、經營機制、管理水平以及道路通行條件等諸多因素的限制,城市公共交通的發展現狀不盡如人意。具體情況如下: (1)城市交通設施與城市交通需求嚴重失衡。雖然我國一直在致力於城市交通設施的建設,但其建設速度遠遠滯後於機動車輛和交通流量的增長。隨著機動車的快速增長,交通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我國機動車交通已成為城市主要的大氣污染源和雜訊污染源。 (3)混行交通狀況加劇交通擁擠。我國城市的道路交通擁擠程度大大高於同等機動車擁有水平的國外城市。大量非機動車與機動車混行,不僅造成了道路交通復雜化,增加了管理難度,而且降低了原本薄弱的交通設施的使用效率,影響了車輛和公共設施的使用效益,增大了使用者的負擔。 (4)公交企業普遍虧損,缺少科學合理的財政補償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交企業無疑應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但又不能以盈利為唯一目標,還必須體現社會效益。盡管政府給予公交企業以減免稅費等許多優惠政策,但由於體制改革帶來諸多問題,企業本身經營管理不善,再加上缺少科學合理的財政補貼機制,這使得公交企業普遍虧損。 (5)發展缺少法律、法規的保障。在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公共交通的發展依賴於政府的行政手段,在某些問題的處理上依賴政府機關的協調和行政干預,無法可依的現象影響了城市公共交通事業的健康發展。 (6)結構不合理。缺乏中長距離出行的快速交通工具,減少了公交車的吸引力。 (7)公共交通發展不充分。所謂公共交通佔主體,其承擔的出行比例至少應在40%以上。而我國大城市目前公交承擔的客流比重很低,一般在10~20%,現實與需要差距很大。 (8)交通管理手段落後。 1.2 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口也隨之增加,進而出行人口數量也急劇上升。「乘車難」及交通設施的不足,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造成這些問題的最根本原因是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不完善。盡管實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仍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削弱了公交的優勢,制約了公交的發展。具體表現在: (1)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擔率低。目前,在一些大城市中盡管實施了一系列公交優化的政策,而公交的運輸量也處於上升趨勢,但是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仍然很低。一些城市公交不但沒有成為城市客運交通主體,而且公交的比例還呈下降的趨勢。 (2)公交服務水平低。主要表現為:速度慢,乘車換乘不方便,路線不合理,密度低,甚至有些地方存在公交盲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城市道路面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遠遠落後於交通量的增長速度。 (3)公交服務水平差。公共交通低水準的服務質量常成為乘客投訴與媒體曝光的對象,直接影響其承擔的客運比例。公共交通低水準的服務質量常常表現為乘坐公交車耗時太長、舒適性差、安全事故多、公交乘務人員服務質量差。 (4)公交基礎設施缺乏統一規劃。城市公共交通線網構成主要以公交樞紐站為依託,實現點與點的連接。由於長期以來,我國城市公共交通基礎設施薄弱,缺乏統一規劃,特別是在舊城市改造和新區開發時沒有把公交設施配套納入統一規劃,給交通營運、管理和居民出行帶來不便。 (5)公共交通網路規劃不合理。「發展公共交通」與「保持主要道路通暢」是城市交通工作者的兩大目標。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公共交通的發展,公共車輛的投放量日益加大,乘車難的矛盾有所緩解,行車難的矛盾卻日益突出。特別是大巴列車化、中小巴頻繁靠停,形成動態瓶頸,嚴重影響了主要道路的交通秩序。 2 解決城市公共交通問題的途徑 城市公共交通對居民的生活有著很大影響,公共交通必須以方便居民出行為目的,並兼顧公交企業效益。因此,針對目前城市公共交通出現的主要問題,採取以下措施: 2.1 公共交通線路的優化 城市公共交通最終的服務對象是城市出行居民,即公交乘客。要想建立合理的公交線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公交乘客的心理、出行行為進行調查研究,以進一步確定公交最優線路模型的優化目標和約束條件。參考國內外的大量數據,並結合我國城市的特點,在對城市公共交通線網進行優化時,必須考慮以下一些因素:(1)為更多乘客提供服務;(2)使全體乘客總出行時間最短,減少換乘次數;(3)使路線的效率最大;(4)保證良好的可達性,尤其是要減少公交乘客的步行距離;(5)擴展公交服務范圍,減少公交盲區。 2.2 採用先進的公交智能調度技術 隨著城市居民出行量的增加,城市公共交通越來越不能滿足出行需求。要想使公共交通能夠發揮最大的優勢,從根本上解決交通出行問題,單單依靠公交線路的優化和增加道路設施遠遠不夠,為此必須同時引進先進的城市公交管理技術,如可以引入先進的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方法。該系統的研究應該注意以下問題:建立適合我國公交企業的調度優化系統。這方面主要研究的是適合我國公交企業的調度優化系統模式、各種新技術,例如車輛自動定位技術等與調度優化系統相結合的可能性、以及基於公交線路流量的線路配車數技術模型。目前,我國公交企業的總體技術手段落後,新的公交運營調度技術,例如車輛自動定位技術、乘客自動技術等,基本上沒有應用。 2.3 發展大運量快速公共交通體系 大運量快速交通工具速度快、運量大、耗能低、污染少,並且可靠、准時、舒適、安全,但它需要專用道路,處於封閉狀態,目前我國城市無論從資金上還是技術上,都不可能在短期內建成完善的快速交通體系,因此建立我國城市大運量快速公共交通可考慮按如下三個階段依次實施,即:設立公共汽車專用道;發展公共汽車列車;開辟軌道交通。 2.4 建立智能公共交通系統,開展響應需求服務 智能公共交通系統是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保持與外部有關部門(如交管)協調銜接的基礎上,著眼於改善公交乘客的信息服務;改善公交公司營運調度與企業管理;改善公共交通服務的安全性與可靠性,提高其營運效率,降低其營運成本;建立電子付費系統。響應需求是一種新型的公交運營模式,其特點是:無固定運行時刻表、路線及汽車停靠站,乘客享受門到門的運輸服務,是一種機動靈活而且效率較高的公交運營模式。 2.5 財政補償 對於公共交通企業政策性虧損應予以財政補償,具體措施如下:(1)制定《公共交通法》,依法為公共交通發展提供專向資金;(2)建立專門的公共交通專向資金發放與監管機構及公交企業政策性補償額的評估體系,對政策性補償額進行核算、發放、審計與監管,確保公共交通專向資金發揮應有的作用。 3 我國城市交通的發展方向———大力發展城市軌道交通系統 城市軌道交通是指利用軌道作為車輛導向的運輸方式,並以客運為主。包括有軌電車、地鐵、輕軌交通、單軌交通和市郊鐵路5種子系統。軌道交通是現代化都市的標志之一。如在特大城市可採用地鐵和輕軌方式。地鐵具有運量大、速度快、安全、准時、能耗少、無污染排放、佔地面積少等諸多優點。地鐵單向車道小時輸送能力可達3萬~6萬人次,高居於各種交通方式之首;平均運行速度40~60km/h;行駛於地下,不受外界干擾,是乘客出行准點保證率最大的交通方式。但是地鐵造價很高,以我國目前已修建的情況來看,平均每公里6億~8億元,比其它軌道交通方式高2~3倍。根據地鐵的技術經濟特點,主要適用經濟較發達,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較高且客源充足、具有強大客流方向的城市市區和近郊區,可成為城市交通網路的主幹線和大通道。職稱論文發表中心 輕軌是中運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客運能力為每小時1萬~3萬人次,介於地鐵和公共汽車之間,為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中中量客運技術填補了空白。輕軌包括地面、地下和高架三種。運行速度30~40km/h,最大坡度為6%。輕軌的造價1~1.5億元/km,約為地鐵的1/3~1/4。根據上述功能輕軌主要適用范圍在單向小時1萬~3萬人次的城區和郊區。在大中城市,可採用地面輕軌、高架輕軌、有軌電車、市郊鐵路。在山城和沿海城市,由於單軌對地形要求不高,爬坡能力較強,是該類地區軌道交通的最佳選擇。

4、公共管理學該看哪些書籍啊?

公共管理學碩士該看書籍，可以參考一下以下的列表。

公共管理碩士是以公共管理學科及其他相關學科為基礎的研究生教育項目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學位，在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法律碩士學位教育已成為文科高層次職業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

公共管理碩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縮寫為MPA)是為適應社會公共管理現代化、科學化和專業化的要求而設立的，其培養目標是為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培養德才兼備、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的管理人才。要求畢業生成為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熟悉具體公共管理或政策領域的領導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人才。公共管理學是一門運用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理論與方法，專門研究公共組織尤其是政府組織的管理活動及其規律的學科體系。

5、雲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怎麼樣

學院簡介：
雲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成立於2003年，設有行政管理、公共事業管理、勞動與社會保障、社會工作、政治學與行政學5個本科專業，公共管理一級學科碩士點和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點各1個，行政管理、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教育經濟與管理3個二級學科碩士點。學院現有研究中心7個、公共管理綜合實驗室1個、社會工作實訓室1個、雲南省高等學校名師工作室1個和教學實踐基地17個。學院在校學生1479人，其中本科生802人，碩士研究生677人。
學院師資力量雄厚。學院現有教職工52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9人；博士及在讀博士23人（其中博士後4人、在讀博士5人），佔全院教師總數的44％；碩士及以上學歷教師占教師總數的90%以上。現有「雲南省教育改革與發展優秀教師」1名，享受雲南省政府特殊津貼教師1名，雲南省中青年學術和技術帶頭人1名，「雲南省高校教學名師」1名，昆明市中青年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後備人選1名。
學院科研成果豐碩。近五年來公開發表學術論文400餘篇，出版專著20部、主編教材5部、論文集6部；獲縱向科研項目58項和橫向科研項目18項，其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8項、中國博士後基金1項；獲各級各類科研成果獎勵64項，其中雲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1項，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1項，三等獎4項，雲南省教學成果一等獎1項。
學院人才培養成績斐然。長期以來，學院秉承「明德為公，求知躬行」的院訓和「人至賢、學至精、業至遠」的院風，堅持以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與時俱進的復合應用型經世致用人才為目標，以全面提高本科教學質量為根本，按照「入主流、出特色」的基本要求，遵循「寬口徑、厚基礎、重實踐、強技能」的基本思路，以「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建設為切入點，以校級特色專業試點建設為契機，致力於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近年來，學院本科生大學英語過級率、考研率和就業率明顯上升，先後有學生400多人次獲得各類校級、省級獎勵，90多人次獲得省級獎勵。2014年本科生就業率達97.07%，在全校名列前茅，166人次獲得各類校級獎勵，9人次獲得省級獎勵，34人次獲得國家級獎勵。我院第十二屆「挑戰杯」作品《大學生學習心理障礙研究——以昆明五所高校為例》獲全國三等獎、省級金獎，全國口語測評大賽一等獎，CCTV全國希望之星英語大賽雲南賽區一等獎，「善行100」愛心包裹勸募活動獲中國扶貧基金會「善行100•圓夢六一」活動「愛心團體」稱號等；舞台劇《愛艾》獲全省高校禁毒防艾舞台劇創作表演大賽活動一等獎、最佳導演獎，「關懷I do」禁毒防艾志願服務隊獲雲南省大中專院校優秀禁毒防艾宣傳教育志願服務隊評選活動二等獎，雲南省首屆微博大賽獲省級二等獎1項、校級二等獎1項，《心巢流服務公司》、《行無疆有限責任公司》分獲省級銅獎、優秀獎，3個班級獲得「省級優秀班集體」，1個團隊被評為「省級優秀社會實踐服務隊」，學院多次被學校評為「就業工作先進單位」等。
學院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學院先後同美國杜克大學、美國克萊蒙特研究大學、英國伯明翰大學、泰國東方大學、印度尼西亞Jenderal Soedirman 大學等國外高校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關系。2012年8月，我院與泰國東方大學行政管理學院在昆明成功舉辦以「變革時代的危機管理」為主題的第一屆公共管理國際學術會議；2013年5月，我院與泰國東方大學行政管理學院在泰國成功舉辦以「區域變革時代的公共管理」為主題的第二屆公共管理國際學術會議；2014年8月，我院與印度尼西亞Jenderal Soedirman 大學成功舉辦以「公共管理區域合作：新挑戰新機遇」為主題的第三屆公共管理國際學術會議。
我院學生舉辦的社會實踐活動多次被人民網、新華網、雲南網、雲南電視台、《雲南日報》和《春城晚報》等媒體廣泛報道和宣傳。
我們相信，在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下，公共管理學院致力於「和諧公管、誠信公管、責任公管、價值公管、快樂公管」的建設目標，通過全院師生的共同努力，公共管理學院必將成為一所管理規范、科研突出、學風優良、辦學特色鮮明，在雲南有優勢和特色，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力的教學研究型學院，並逐步發展成為雲南省公共管理人才培養搖籃，在職公務員培訓基地和政府決策咨詢中心，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輸送更多高質量的公共管理人才。

6、新媒體環境對公共關系管理提出了哪些措施

隨著網路、移動設備等新媒體的迅速發展和滲透，新媒體作為一種新興的傳播溝通渠道給企業的公關關系環境與模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討論了企業公關所面臨的新媒體環境的特點，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基於新媒體環境下的企業公共關系策略，有利於企業更好地利用新媒體進行公共關系活動，提高企業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公關能力。

7、用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分析我國現行的養老制度

給您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意義與方向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妨礙了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人員流動，不能有效發揮社會互濟功能，也不能有效應對養老保險面臨的財務困境。因此應藉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重構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打破城鄉界限和職業界限，建立基於國民身份的單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2009年新年伊始，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啟動的消息。引起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基於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現狀，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推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破除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存在的「二元結構」，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城鄉全覆蓋，人人皆有保障，才是改革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

一、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我國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構成復雜、模式多樣，分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兩大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又分為企業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制度兩種，共計有公務員、事業單位、企業、農民工四種養老保障模式。這些養老保障模式費用來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獨立，缺乏銜接，具有明顯的「碎片化」特點。「碎片化」的制度設計，無助於體現公平公正，妨礙了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人員流動，不能有效發揮養老保險的社會互濟功能，也不能有效應對養老保險面臨的財務困境，革弊圖新已呈必然之勢。

(一)「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導致待遇差距。

至上個世紀90年代，企業完成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正式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而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則未列入改革范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依舊由國家財政完全撥付，從而形成了養老資金來源上的「雙軌制」。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由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企業繳費一般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為本人工資的8％，養老金與當地社會工資水平和生活水平掛鉤：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養老保險費用是由國家和單位負擔，個人不繳費，養老金標准以本人工資為基數，按工齡長短核計發放。養老金的繳費和發放體制上存在的「雙軌制」，導致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待遇差距逐漸拉開，退休前收入基本相當的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職工，退休後的收入差距可能相差兩倍甚至更多。事業單位職工特別是公務員養老被視為「游離」於社會保險制度之外，而享受另一種「超穩定」、「超水平」養老方式的特殊群體。處在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制邊緣的農民工養老，由於繳費門檻高、跨區域轉移難及15年的繳費年限等政策限制，一直存在參保率低、退保率高等現實問題，實際上根本起不到養老的作用。截至2008年底，全國參加城保的農民工2416萬人，只佔在城鎮就業的2.3億農民工的17％。

(二)「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淤塞了社會成員的職業流動。

企業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及公務員在養老保險制度上的差別，不僅導致了他們退休後的待遇差距，還在相當程度上淤塞了這兩類職業之間的人員流動。企業職工調到機關或事業單位，已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無法銜接：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調到企業，欠繳的養老保險費沒有來源，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並加劇了企業與行政事業單位之間的職業壁壘，嚴重妨礙了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動。行政事業單位人員如果要離開，由於沒有建立個人養老保險賬戶，沒有個人養老保險金積累，原本退休後可以領取的退休金又沒有了，明智的選擇當然是留在行政單位不動；公務員選擇離開和退出原來工作單位，同樣意味著他將失去將來的養老保障；由於涉及相關人員的養老保障問題，政府機構在辭退公務員問題上顧忌重重，導致公務員退出機制不暢，形成公務員管理中「只進不出」的格局。

(三)「碎片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將使「城保」陷入財務困境。

由於一些企業繳費不足和我國人口老齡化步伐加快，我國城市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平衡面臨的形勢不容樂觀。首先，由於傳統養老體制沒有提供資金積累，現行城市養老保險體制不得不面臨著龐大的資金缺口難題。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情況，2005年我國城市養老金缺口2.5萬億元，在未來30年時間里將達到6萬億元。

其次，在養老金缺口嚴重存在的情況下，統籌基金與個人賬戶的混賬管理只好挪用個人賬戶積累來填補養老金缺口，因此從一開始，新體制就面臨著個人賬戶「空賬」問題，並隨著時間推移日益加重。2000年我國養老金「空賬」達到360多億元，到了2005年底，「空賬」已達8000億元。

再次，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2007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總人口的8.1％，2020年達到11.2％，到本世紀40年代將達到峰值3.2億人，占總人口的22％。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我國社會的養老負擔將大大加重。上海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出現最早且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城市，上海2007年「城保」制度贍養比為1.48:1，致使當年基金收支缺口達50億元。

二、我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的方向

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為重構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提供了契機，應藉此打破城鄉界限和職業界限，跨越戶籍制度的藩籬，建立基於國民身份的單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僅為公務員養老保險改革奠定基礎，也為2020年實現「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條件。

(一)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制度。

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制度有助於進一步體現公平公正原則。公平的養老保障制度應該沒有身份的差異，無論是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還是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或是農民工，各人均應承擔相同的自繳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會養老標准。建立統一制度、統一規則的全國「大一統」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推動實現城鄉全面覆蓋、人人皆有保障、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養老保障體系，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政策需求，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其次，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制度，才是解決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問題的根本之策。有媒體報道，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的動因是財政負擔問題。若僅將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作為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事業單位養老改革，將成為「頭痛醫頭」的改革，將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待遇降低到企業水平，而公務員養老改革卻不納入改革的范疇，必將增加事業單位養老改革的阻力。將事業單位養老改革、公務員養老改革、農民工養老改革分而治之，我國養老制度的「碎片化」將從「二元」演變為「三元」「四元」，其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將更加嚴峻。

(二)縮減國家基本養老保險比重。

實行全國統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突出困難是基本養老金的標准問題。在事業單位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中，因提出「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按照企業模式計發」，就引發了是「提高企業養老金水平」還是「降低事業單位養老金水平」的爭議。建立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把農民工也納入全國統一的基本養老制度體系，農民工與城鎮職工養老金待遇給付的差距似乎更難以平衡。按照原有城鎮待遇標准，農民居民養老金收入顯然提高，但是來自於農民的繳費收入必然十分有限，制度財務必然是不可持續的；降低原有城鎮待遇標准，使得全體參保人員退休的待遇水平在中間取齊，農民工的養老金待遇水平適當提高，城鎮居民退休收入卻大幅下降。突破這一瓶頸的重要途徑是降低基本養老保險比重。縮減國家基本養老保險的水平，加強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的作用，尤其是加大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比重和作用，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共同趨勢。

我國也需要對養老保險體系進行結構調整，進一步縮減過高的基本養老保險水平，同時賦予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以更大的責任。根據我國現實和國際經驗，可以將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目標替代率由目前企業基本養老保險的58.5％降低為20％，略高於社會救濟的水平但能夠保障退休職工最低的基本生活，這樣就可以大大降低養老保險的門檻，有利於推動廣大農民工加入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體系，實現城鄉全覆蓋的社會保障目標；而農民工的加入和養老保險覆蓋率的大幅度提高，又有利於解決城鎮勞動入口比例下降和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的財務困境。在適當的時候，基本養老的責任可以全部由政府承擔，國家給每一個退休的老人發一份吃飯的錢，真正實現「社會統籌國民化」。

(三)大力發展企業(職業)補償養老保險。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目的顯然不是降低養老金水平，而是調整整個養老保險體系的結構和養老金待遇的結構，將原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部分責任轉移出來，由其他形式的養老保險制度來承擔。為了彌補統一制度後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的下降，必須大力發展企業(職業)年金作為補充養老保險及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尤其是企業(職業)年金。實際上，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中都提倡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即建立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三支柱養老保險體系。但是，由於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企業年金屬於自願性的，缺乏相關政策規范，因此其覆蓋面和規模還很小，發展緩慢。

做大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一是將縮減基本養老保險後企事業減少的繳費比例增加到「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中；二是將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部分剝離出來，合並到「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中，使擴大後的企業(職業)補充保險，達到養老金替代率的40％～60％左右。最終形成以基本養老保險為基礎、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為主體、輔之以一定的自願性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的三支柱養老保險新體系。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實行完全的個人賬戶制和累積制，每個人擁有一個社會保障賬號，具有便攜性，有利於勞動力在不同職業和地區之間合理有序的流動；在待遇給付上，在企事業和個人繳費與未來受益之間建立密切的精算聯系，在設定的封頂線之下，較高的費基便可獲得較高的退休金，可以體現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個人之間的收入水平。如此一個各得其所、多繳多得、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企業(職業)補充養老制度，可以激發企事業和個人繳費的積極性，對企事業而言，企業(職業)補充養老保險也是增強凝聚力的一種手段，有助於提高職工對企事業的歸屬感，促進企事業提高經濟效益。

8、怎麼理解治理變革孕育了公共管理？

因為在治理變革中，公共管理應該是放在首一位的。公共管理也是 治理工作的一部分。治理變革也包括公共管理的變革。

9、談談你對視聽新媒體的變革前沿的新形態和新業態的認識

隨著技術的進步，視聽新媒體發展日新月異，媒介形態、業務模式和內容供應都會日益豐富多樣，視聽新媒體發展將呈現三大趨勢：
網路環境將不斷優化。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與網路的優化，互聯網的帶寬將得到大幅度提高，視聽新媒體業務發展面臨的帶寬瓶頸將得到明顯緩解。
產業規模將不斷擴大。視聽新媒體的產業規模即將步入高速發展期。據預測，2011年中國網路視頻的收入將達到30億元，比2010年增長50%。2012年公共視聽載體收入將超過100億元，年均增長20%左右。而且，三網融合試點全面啟動後，IP電視的用戶規模將穩步擴大，手機電視用戶規模將快速增長，互聯網電視市場將形成規模，盈利模式也更加多樣。
發展環境將更加完善。視聽新媒體作為新生事物、新興產業，其發展環境將日益完善。「十二五」規劃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融合」，構建寬頻、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這些都將為視聽新媒體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作為主管視聽新媒體業務的行政部門，廣電總局已成立網路視聽節目管理司，專門負責視聽新媒體業務的規劃發展和行業管理，視聽新媒體發展的政策環境將進一步完善。在視聽新媒體產業內部，產業合作將更加廣泛深入，共同推動產業發展邁上新台階，走向新繁榮。

10、新媒介運用在公共管理中，可發揮哪些優勢

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媒介即信息」，媒介對於人們的影響和滲透無處不在。在信息和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危機也無時無刻不伴隨著我們。那些突發、大范圍的公共危機事件對經濟、社會和人們的心理造成不容忽視的沖擊。回顧這些年我們國家發生的公共危機:98年的特大洪澇、03年的非典、05年的禽流感、以及2008年的雪災、汶川大地震,一場場災難到現在還歷歷在目。這一切的公共危機事件都是政府、公眾、媒體等諸多方面都必須面對的。公共危機不僅考驗著政府的應變能力,同樣也對各大媒體提出了挑戰。政府如何利用媒體，創造一個良好的媒體溝通環境,從而很好的解決公共危機和減少危機所帶來的損失，這是當前很多學者和政府部門所關心的重要話題。
二、公共危機及媒體的概念界定
1·公共危機。即由於自然災害或者社會機制在運行過程中失靈而引發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機事件。公共性危機根本在於其公共性,其中當事人是一定區域內的危機侵害的所有公民。公共性危機涉及的范圍很廣,極易引起社會的普遍恐慌。因此,能否很好的處理好這些公共危機,直接決定了政府執政能力好壞。
所謂公共危機管理則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持續動態的管理過程,政府針對潛在的或者當前的危機,在危機發展的不同階段採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動,以期有效地預防、處理和消弭危機。
2·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媒介,是由信號、聲音、文字、圖像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組合而成的面對大眾的傳播信息的媒介。媒體的內容則應該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按照市場的實際需求不斷更新,確保其完整性、准確性和有效性。傳統的四大媒體分別為:電視、廣播、報紙、雜志。
新媒介環境。新媒介是相對於傳統媒介的一個概念，其內涵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所有新興出現的傳播方式都屬於新媒介的范疇。在現階段，新媒介主要包括手機媒體、IP電視、BBS（網路論壇）、聊天工具（QQ、MSN等）、博客、播客等。由這些媒介所組成的傳播環境即新媒介環境。
三、媒介在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作用：緩解危機與形成良性的社會輿論
媒體是一切社會信息藉以公開擴散的手段和載體。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工具，是社會信息傳播的主渠道，是公眾民意的輿論反映，是社會監督的瞭望者。
新聞媒體作為輿論工具，能夠反映輿論和引導輿論的功能。也就是說新聞媒體具有「議程設置」功能。在階級社會中，新聞媒體反映輿論不是「有聞必錄」，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什麼多報道，什麼少報道，如何報道，如何加以分析和評論，都會把輿論引向某種特定的方向。正是由於媒體的這種功能，社會一旦發生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媒體就承擔著引導正確的輿論導向。於此同時，新聞媒體是輿論的載體和放大器，某種輿論一旦載入新聞媒體，便會傳播天下。鑒於以上功能，新聞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形成、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時對公共危機的緩解和政府危機管理有著重要的影響。
美國學者格伯納認為：大眾傳媒不僅是現代社會的「故事講解員（STORY-TELLER）」,而且是緩和社會各異質部分的矛盾與沖突的「熔爐」（MELTING-POT）,在這個意義層面，現代媒介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AL ARMS）.
四、新媒介環境下公共危機的信息傳播特點
（1）信息傳播迅速
新媒介環境下傳播渠道豐富，傳播成本經濟，傳播程序高效，潛在傳播主體數量眾多且分散在各處。在公共危機來臨的時候，通過新媒介發布信息的速度非常快，超過傳統媒介。更為重要的是，草根主體傳播的速度又超越了官方傳播主體。這種速度，體現在信息的發布上，也體現在信息的擴散上。
案例：汶川地震。
（2）信息傳播全面與多元
公共危機蘊含的信息量極大，傳統媒介雖然擁有優秀的記者群，有高質量的信源，但在信源總量和豐富性上遠不如新媒介，再加上版面或播出時間的限制，把關制度的限制，大量有關公共危機的信息是在新媒介環境下進行傳播的。新媒介環境下信源分布廣泛，以巨大的互聯網空間和豐富的傳播渠道為平台，他們對公共危機信息的發布更為全面。除了轉發傳統媒體和官方媒體的信息外，很多信息屬於原創。
案例：「7·13廣西靖西群體事件」中，當地百姓通過博客上傳的視頻、通過博客或論壇發布的消息是人們了解這次群體性事件的重要途徑。截至7月18日晚10點，新浪、搜狐和網易等網站關於這次事件的博客文章總數超過上千篇。
而手機、網路聊天工具除了可以發布消息外，更因其超強的互動性成為了各種信息轉發的平台，各種新媒介的相互交叉使得信息呈幾何級數增長。在把關制度比較鬆散的新媒介環境中，大量信源提供的海量信息中存在著各種視角，信息本身以及對信息的解讀呈多元狀態。
案例：在此次「7·13廣西靖西群體事件」發生後，鋁廠污染等話題在新媒介環境下都有相當的人群予以關注，當他們在傳播、分析、討論這些話題的時候，又帶有自身的意志，於是在新媒介環境中就形成了以各種視角看各種問題的多元化現象。
（3）流言滋生，謠言肆虐
流言是一種信源不明、無法得到確認的消息或言論，通常發生在社會環境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而正規的傳播渠道（如大眾傳媒等）不暢通或功能減弱的時期。根據美國心理學家G.W.奧爾波特的理論，R=I*A.流言的流通量（R）與問題的重要性（i）和涉及該問題的證據的曖昧性（a）之乘積成正比。根據對流言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公共危機發生時，新媒介環境是滋生流言的土壤，因為：公共危機蘊含的信息量極高，在人們心目中占據較為重要的地位，人們希望盡可能多地獲得有關信息；傳統媒體由於采編能力、報道篇幅和把關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發布有關公共危機的所有信息，在某種層面上造成了正規傳播渠道的缺失；在新媒介環境中，信源很大程度上的匿名性和免責性造成了發布信息的隨意，很多信息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表明觀點的證據往往具有煽動力卻經不起推敲。
五、現階段政府在應對公共危機的過程中與媒體應對困境
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及訊息正在日益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已成為多數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人們「身體的延伸」。[1]以美國為例，水門事件讓尼克松總統下台，拉鏈門事件讓柯林頓總統遭到彈劾，白宮與其他各級政府既注重藉助媒體的威力宣揚政績，又時時注意防止媒體泄漏有損他們形象和威信的「機密」。在今天的中國，媒體也越來越介入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之中。很多政府官員可以說是和媒體「形影不離」。到了辦公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看報紙;進了家門，不管早晚，都會看一眼報紙，掃一眼電視新聞，大到國際時局，小到街巷市容。政府官員通過媒體來學習時政、解讀形勢、了解動態，還通過它來發布新聞、動員社會，進行公共管理。然而隨著媒體重要作用的發揮及其權力的擴張，媒體開始讓政府官員對它「愛恨交加」。說「愛」它，因為工作需要它，離不開它;說「恨」它，因為媒體越來越「不聽話」，經常讓官員「出醜」、「難堪」，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媒體是把雙刃劍，它可以宣傳工作的業績和「亮點」，也可以暴露工作的不足和「軟肋」;它既能雪中送炭、錦上添花，也會忙中添亂、雪上加霜。可以說很少有什麼東西能像媒體這樣讓政府官員感到復雜和棘手。一個在中國官場廣為流傳的俗話，「防火防盜防小報」，生動地揭示了這個獨特的社會現象。特別在重大公共危機發生時，媒體由於職業性質所驅使，急於報道，造成政府在處理危機事件的滯後的尷尬局面。
政府與媒體出現的權力博弈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一方面，媒體責任意識的缺失，是導致這類現象的原因。不負責任的新聞傳播，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傾向:小報小刊的「去喉舌化」、地方幹部被「妖魔化」、媒體情緒的「民粹化」、對改革成果的「虛無化」。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在進行公共管理時對媒體採取的不恰當的方式，構成問題的另一個方面。社會生活變了，政府在處理與媒體的關系時也必須作出調整和應對。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門領導仍然抱著舊思維不放。他們對付媒體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躲、吵、告、怨。躲是躲記者;吵是吵報道不實;告是告媒體侵權;怨是怨宣傳部門管理不力。
案例：2003年夏天，SARS肆虐中國，原國家衛生部長、北京市長相繼辭職。2005年底，吉林化工廠爆炸引發松花江流域污染，原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辭職。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引咎辭職的原因並非是對危機事故本身負直接責任，而是未能及時向媒體進行發布，對相關信息捂、蓋、壓，導致了公眾恐慌，引發了政府的信任危機。三年內，因為未能及時發布危機信息，應對媒體不當，讓三位正部級幹部辭職，這在建國以來是空前的。可見，不只是貪污腐敗、失職瀆職能夠結束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不懂媒體，不善於應對輿論，也能夠帶來嚴重的後果。三位正部級領導幹部的辭職，對個人是一種仕途上的挫折，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無疑也是一種傷害。2001年發生在南京的冠生園事件則是另外一種情形。中秋節前，南京冠生園用陳餡翻炒後再製成月餅出售的事件被中央媒體披露曝光。剛開始，企業千方百計地隱瞞事實的真相，沒有正確地面對媒體，承認錯誤，而是以「舊餡做月餅在行業內是普遍現象」這個理由進行搪塞和狡辯，結果是企業遭受滅頂之災。通過這些事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代中國的新聞和輿論，已經不僅僅關涉媒體，它正在演變成為現實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提高政府應對媒體的能力，已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
六、應對媒體的方法與態度
應對媒體需要哪些策略和方法?歸納起來就是兩句話，「事前熱，事後冷」。所謂事前熱，是指事前敏感，發布在前，溝通在前。所謂事後冷，就是指遇到媒體炒作要冷處理，主動和媒體溝通，不要立足於爭是非，而是要注意降溫，把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具體包括六種應對方法。
1•政府主動為媒體設置新聞議程:用議程計劃來主動引導記者。媒體在傳播中的顯性功能是通過「議程設置」實現的。它的提出者伯納德•科恩就認為:「在多數的時間，報界在告訴人民怎麼想時可能並不成功;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什麼時，卻是驚人的成功。」[13]也就是說:媒體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著重報道什麼，簡單報道什麼，直接影響受眾。故此，媒體自己可以對報道取向進行「把關」。這樣，政府應對媒體，從一定程度上講就是政府引導媒體的議程設置。或者說，把媒體議程變為政府議程的一部分。因此，應對媒體的首要方略，就是設置「政府新聞議程」。社會控制論的創始人、美國社會學家羅斯指出:社會控制就是指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范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約束的過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取決於整個社會如何在社會穩定和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為達到社會性的和諧與穩定，社會必須有「控制」機制。[14]由此可見，就本質而言，「政府新聞議程」可以說是生活控制的一種方式。關於「政府新聞議程設置」的定義，應該包括下面幾點: (1)「政府新聞議程設置」的內容應為執政者所要向公眾說明的、需要引起公眾關注的政策、公共信息、影響公眾生活的政府行為、決策等。(2)「政府新聞議程設置」必須通過大眾媒體才能實現，沒有大眾傳媒這一傳播渠道，「政府新聞議程設置」不可能實現，只能是局限於政府內部運作的「政府議程」，無法達到主導輿論、影響民意的目的。(3)「政府新聞議程設置」必須遵循大眾傳播規律和新聞規律，從而使其區別於政府行政機關內部運作的日常「政府議程」。(4)有效的「政府新聞議程設置」應該是以下三者的有機結合:政府要說明的(政策議程)、媒體感興趣的(媒體議程)、公眾關心的(公共議程)。政府要通過新聞議程設置，將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設置」成為公眾樂於關注的焦點，使政府決策的權威性與新聞報道的影響力相結合，在公眾當中形成廣泛的相關的討論議題，最終實現合力效應，達到主導輿論、引導輿論、影響輿論，形成有利於政府執政、樹立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具體做法就是，每年或者定期組織新聞議程的規劃設計。比如，一個政府、一個部門，新聞發言人全年要發布希么，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樹立什麼樣的政府或者部門形象;哪些政策可能需要事前預案;如何定期和媒體進行溝通聯誼等等。
2•完善新聞發布制度:把信息主動「喂」給記者。近年來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應運而生。它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舉措。新聞發言人的任務就是圍繞重大政策、突發公共事件、熱點難點問題組織發布會，發布信息，解讀政策，透明決策，引導輿論，起到溝通大眾、服務大局的作用。通過加強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正確、有效、及時地藉助媒體實施議程設置，已經成為加強政府執政能力的突破點[15]。新聞發布實踐最大的效果就是:政府聲音在前，引領記者輿論，徹底改變了過去記者輿論在前，政府被動彌補在後，被輿論牽著鼻子走的狀況，真正使記者圍著政府轉。做好新聞發布，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如果不可能公開全部的信息，那就盡可能、盡早地公開那些能夠公布的信息。
3•新聞預案:把周密的解釋留給記者。公共政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政策出台是最敏感的，也是媒體最熱衷尋找的新聞來源。但是，同樣一個政策，放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地方之下，往往會有大相徑庭的反映。如果不作出周密的具有針對性的解釋、補充，好的公共政策會被誤解、甚至被歪曲。當誤解的情緒一旦與媒體的某一敏感神經相觸碰而在社會上蔓延開來，媒體自己也失去了加以控制的力量。事後的解釋、澄清、更正，不管是媒體，還是地方部門，都是蒼白無力的。事前的預備、功課、方案，才是最主動的，最有力度的。
4•橫向溝通:把換位思維傳遞給記者。對於地方來說，媒體的構成是相對復雜的。有中央和部省屬媒體的駐在機構，有自身管轄的媒體。可以說，這個結構是扁平化的，不是金字塔形的;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面對這樣的格局，單靠行政命令是無濟於事的。地方政府必須通過橫向的聯系方式，藉助地區新聞單位聯席會議、通氣會等形式，定期向媒體通報中心工作，交流感情，加強共識;定期開展新聞業務交流，互通有無，促使媒體換位思維，理解地方、部門開展工作的難處和實際情況，以此打破行政隸屬的界限，用橫向的互動、協調的手段，來形成媒體的合力。
5•批評見面:把不同聲音展示給記者。如果輿論監督是採取直接上報紙、上電視的方式，那麼公正的做法應該是給雙方當事人公平的說話機會。應當鼓勵記者善於傾聽不同的聲音;應當推廣一種「批評稿與當事人見面」的做法，要求批評性報道刊發之前也聽取當事人的意見。這種方法，有利於編審的把關，因為記者在采訪中，難免會陷入采訪對象的情境，先入為主。當然，是否刊發，並不以當事人的意見來取捨，只是以此達到兼聽則明的目的，杜絕不實報道和虛假新聞。
5•加強與媒體的溝通交流：善待媒體。對於政府來說，只有加強與媒體的溝通交流，才能使媒體成為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應對媒體的態度，就是善待二字。具體包括四個方面。
1）•理解新聞。善待媒體的前提是正確地理解新聞的功能，遵循新聞工作的規律，特別是理解新聞和宣傳的聯系與區別。過去，新聞和宣傳被視為一回事，而現在，新聞所承擔的社會功能進一步多元化，除了作為影響輿論的主渠道，新聞也兼顧市場、產業。因此，管理宣傳和管理新聞是兩碼事。國務院網站的最新資料中，對宣傳部的翻譯不再是Propaganda，而是Publici-ty（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英文版)http: //english. gov. cn/.）。這兩個詞彙有著非常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灌輸、宣傳、鋪天蓋地的重復，後者強調公開、引導、公關。必須深刻理解這種變化:這是面對新時期媒體變化的主動應對。已經有學者就宣傳和新聞的區別進行了概括。[17]實際情況是，管宣傳必然要管新聞，但是如果仍然用過去管宣傳的方法來管現在的新聞，那無疑是刻舟求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因此政府必須深刻理解新聞所擔負的新的功能，理解新聞和宣傳的差別，認識當代新聞媒體的特點，在新聞工作中認真遵循新聞規律。
2）•尊重記者。善待媒體必須落實到尊重記者上。其實，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社會大眾，對記者這個群體都存在著一些誤解:有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覺得記者是「無冕之王」，把持著話語權，惹不起;有人一葉障目，因為一些個別的例子就把全體記者想像成為吃拿卡要的群體。實際上，記者從事的是一種艱辛的職業。現在的記者既要當好喉舌，又要承擔輿論監督;既要面對挑剔的受眾，又要考慮廣告收入。面對如此多的責任，生理心理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各級政府應該認識到，記者不是敵人，而是朋友，記者既是挑戰者，更是工作夥伴。尊重記者的報道權就是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尊重記者的工作就是遵循公共管理的規律。
3）•寬容輿論。寬容輿論，就是要支持輿論監督，容許媒體對政府工作的不足、缺漏進行批評。當媒體和政府的看法一致時，善待媒體並不難。當媒體發布了一些與政府部門的想法、看法不盡相同的新聞信息時，當媒體承擔監督職能對政府的工作失誤予以曝光時，特別是批評報道與事實不盡相同時，政府官員是否還能換位思考，遵循新聞的規律?是否還能尊重新聞媒體的報道權利?是否還能肯定他們的成績，諒解他們的過失?這對各級政府、每個領導幹部都是一種考驗。要以理解的心態來面對那些進行輿論監督時有差錯的記者，要以寬厚的心態來面對那些有過報道失誤的媒體。因為工作的差錯是難免的，輿論監督度的把握是有難度的。每個政府官員都必須有這樣的雅量。
4）•服務媒體。善待媒體的具體行動，就是服務媒體。宣傳部門主管媒體，應該有管理就是服務的意識。為中心工作服務，做黨和政府的喉舌;為人民群眾服務，做老百姓的知音;為新聞媒體服務，做新聞單位的後勤;為宣傳文化部門服務，做基層的娘家。如果說組織部是黨員幹部之家，宣傳部就應該成為媒體記者之家。各級黨委、政府，都應該參與服務、主動服務。服務就是盡一切可能為媒體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的環境和條件。媒體的事業產業發展，需要地方和部門的關心、支持;媒體舉辦或承辦一些大型活動，需要地方和部門的配合;媒體組織重大或深度報道，需要地方、部門的聯絡、協調和安排;媒體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一些急、難等特殊事情，需要地方和部門的全力支持、協調和配合。只有用服務贏得了媒體的心，媒體才覺得他們被「善待」了，政府才能贏得輿論。有時態度是決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