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議程設置的直接手段

1、什麼是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媒體怎麼運用其功能去影響輿論的？

在傳媒生態日益變化的歷程中，危機事件造成了不同以往的傳播環境。無論是2008年初的南方雪災，還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抑或是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這些都成為考驗媒體實力和社會責任的標桿。通過比較幾次危機事件，筆者看到媒體在面對危機時，不再是沉默無聲，而是在堅持導向性的同時進行議程設置，更好地發揮了輿論引導作用。

議程設置之具體表現美國傳播學家拉斯韋爾曾將環境監視、社會協調和社會遺產傳承視為媒體最重要的三項功能。在公共危機來臨時，媒體既要快速准確地傳遞危機信息，又要引導輿論，發揮其重大影響。
1.媒體設置報道時間：及時報道　
議程設置理論研究的范圍，是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報道活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它在時間范圍上，是媒體中長期的系列報道活動。而對於公共危機而言，它是突然爆發，負面影響力強。那麼，及時地揭示危機信息，是媒體議程設置的關鍵要素。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國媒體表現出非同尋常的迅速敏捷。不光滿足了受眾最基本的知情權，也及時地化解了猜疑誤解，將真相公布於眾，從根本上破除了謠言。
2.媒體設置報道內容：人文訴求　
公共危機發生後，會引起民眾恐慌，在面臨追求新聞效應和人文關懷的窘境中，大眾傳媒的新聞選擇至關重要。筆者認為：新聞報道的首要內容，是密切關系人民生活的危情訊息。當然，這種選擇必須建立在媒體全面客觀的報道上。
「三鹿奶粉事件」中，媒體意識到人文訴求的重要性，充分發揮環境監視的效力，直指危機事件的主要源頭。媒體將報道視角充分投向民眾最關心的事情，從民眾的切身利益出發，突出各階段報道的重點，這樣才真正承擔起社會喉舌的職責。
3.媒介積極行動：引導輿論
日常生活中，媒體的議程設置主要是通過報道的選擇和呈現來完成的。在危機關頭，大眾媒體一方面要發揮社會監督的功能，通過新聞觸角及時發現社會中的陰暗面，使被監督者迫於輿論壓力作出反應；另一方面，要多發揮撫慰力量，給受眾帶來危機關頭的心理安慰。這次事件中，因為嬰幼兒事關千家萬戶的幸福，新華社接連播發多條稿件，追蹤事件進展。這種連續性的追蹤報道，不光讓受眾了解災情信息，還發揮了主流媒體的功能，將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所及范圍，引導了社會輿論。議程設置的負面效應我們在肯定媒體作為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它們設置議程時的負面影響及社會後遺症。
1.社會和受眾角度。首先，媒體議程設置過度可能引起輿論壓力，形成社會意見壓迫。在危機發生初期，媒體積極全面的報道無可非議，但是在危機後期，媒體應把握信息報道的度，避免給當事人及企業造成過度壓力；其次，媒體議程設置不當，可能誤導輿論，影響受眾正確認知。危機事件的發生，給受眾帶來身體和精神上諸多傷害，此時急需媒體准確全面的報道。但若報道延遲或內容不當，會使受眾產生懷疑和追問，直接影響媒體的聲譽。議程設置的關鍵是對事實客觀全面的報道，這樣才能滿足受眾基本的知情權。
2.媒體角度。大眾傳媒進行環境再構成時，必須把握好議程設置的度和量。否則，將給媒體自身發展帶來羈絆，嚴重損害其最有價值的媒體信譽。同時，這也會弱化媒介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違反新聞工作者職業准則。而新聞媒體擁有客觀、准確、平衡的報道方式和實事求是的評論方法，才是獲得公信力的有效手段。有效地發揮議程設置能力那麼，在現代社會中媒體如何充分發揮其輿論導向作用呢？
首先，在公共危機事件中，媒體要尋求新聞價值與政府宣傳的契合點。危機事件是突然襲來的事件, 具有很強的新聞價值，進行議程設置要掌握好量和度的把握。我國的媒體面對兩個報道取向——政府還是社會，要綜觀全局，在把握正確的宣傳導向時聚焦社會問題。在具體操作時，一方面要明確正面宣傳、積極鼓動、做好輿論導向；另一方面，我國媒體要掌握當時的現實情境，做到既最大程度實現新聞價值, 又能正確引導社會輿論。
其次，媒體要重視對危機事件本身和普通群眾的報道。媒體具體操作時，應該更加重視人文關懷，給予客觀公正的報道, 並且履行好傳播信息、溝通危情、監督政府，撫慰協調的功能。
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事件，新聞媒體必須積極有效地發揮自己的議程設置能力。在這場傳媒戰役中，媒體不僅僅是盡職盡責，而要在協調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有效介入危機事件。這樣才能最大地化解公共危機，為社會穩定與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

2、新媒體運營的手段有哪些？

利用微信、微博、貼吧等新興媒體平台工具進行產品宣傳、推廣、產品營銷。通過策劃品牌相關的優質、高度傳播性的內容和線上活動，向客戶廣泛或者精準推送消息，提高參與度，提高知名度，從而充分利用粉絲經濟，達到相應營銷目的。亦可作為企事業單位對外宣傳、服務的窗口，晉升渠道為新媒體管理師。

微博、微信、博客、播客等新的傳播方式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個性的表達自己的觀點，傳播自己關注的信息。

(2)新媒體議程設置的直接手段擴展資料

新媒體形式多樣，各種形式的表現過程比較豐富，可融文字、音頻、畫面為一體，做到即時地、無限地擴展內容，從而使內容變成「活物」。理論上講，只要滿足計算機條件，一個新媒體即可滿足全世界的信息存儲需要。除了大容量之外，新媒體還有「易檢索性」的特點，可以隨時存儲內容，查找以前的內容和相關內容非常方便。

與廣播、電視相比，只有新媒體才真正具備無時間限制，隨時可以加工發布。新媒體用強大的軟體和網頁呈現內容，可以輕松地實現24小時在線。

新媒體交互性極強，獨特的網路介質使得信息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系走向平等，受眾不再輕易受媒體「擺布」，而是可以通過新媒體的互動，發出更多的聲音，影響信息傳播者。

3、新媒體營銷手段的常見方式有哪些？

活動營銷，可以線上線下聯動；

社交媒體營銷；

全媒體整合營銷。

4、新媒介運用在公共管理中，可發揮哪些優勢

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媒介即信息」，媒介對於人們的影響和滲透無處不在。在信息和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危機也無時無刻不伴隨著我們。那些突發、大范圍的公共危機事件對經濟、社會和人們的心理造成不容忽視的沖擊。回顧這些年我們國家發生的公共危機:98年的特大洪澇、03年的非典、05年的禽流感、以及2008年的雪災、汶川大地震,一場場災難到現在還歷歷在目。這一切的公共危機事件都是政府、公眾、媒體等諸多方面都必須面對的。公共危機不僅考驗著政府的應變能力,同樣也對各大媒體提出了挑戰。政府如何利用媒體，創造一個良好的媒體溝通環境,從而很好的解決公共危機和減少危機所帶來的損失，這是當前很多學者和政府部門所關心的重要話題。
二、公共危機及媒體的概念界定
1·公共危機。即由於自然災害或者社會機制在運行過程中失靈而引發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機事件。公共性危機根本在於其公共性,其中當事人是一定區域內的危機侵害的所有公民。公共性危機涉及的范圍很廣,極易引起社會的普遍恐慌。因此,能否很好的處理好這些公共危機,直接決定了政府執政能力好壞。
所謂公共危機管理則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持續動態的管理過程,政府針對潛在的或者當前的危機,在危機發展的不同階段採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動,以期有效地預防、處理和消弭危機。
2·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媒介,是由信號、聲音、文字、圖像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組合而成的面對大眾的傳播信息的媒介。媒體的內容則應該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按照市場的實際需求不斷更新,確保其完整性、准確性和有效性。傳統的四大媒體分別為:電視、廣播、報紙、雜志。
新媒介環境。新媒介是相對於傳統媒介的一個概念，其內涵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所有新興出現的傳播方式都屬於新媒介的范疇。在現階段，新媒介主要包括手機媒體、IP電視、BBS（網路論壇）、聊天工具（QQ、MSN等）、博客、播客等。由這些媒介所組成的傳播環境即新媒介環境。
三、媒介在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作用：緩解危機與形成良性的社會輿論
媒體是一切社會信息藉以公開擴散的手段和載體。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是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工具，是社會信息傳播的主渠道，是公眾民意的輿論反映，是社會監督的瞭望者。
新聞媒體作為輿論工具，能夠反映輿論和引導輿論的功能。也就是說新聞媒體具有「議程設置」功能。在階級社會中，新聞媒體反映輿論不是「有聞必錄」，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什麼多報道，什麼少報道，如何報道，如何加以分析和評論，都會把輿論引向某種特定的方向。正是由於媒體的這種功能，社會一旦發生重大公共危機事件，媒體就承擔著引導正確的輿論導向。於此同時，新聞媒體是輿論的載體和放大器，某種輿論一旦載入新聞媒體，便會傳播天下。鑒於以上功能，新聞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形成、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時對公共危機的緩解和政府危機管理有著重要的影響。
美國學者格伯納認為：大眾傳媒不僅是現代社會的「故事講解員（STORY-TELLER）」,而且是緩和社會各異質部分的矛盾與沖突的「熔爐」（MELTING-POT）,在這個意義層面，現代媒介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AL ARMS）.
四、新媒介環境下公共危機的信息傳播特點
（1）信息傳播迅速
新媒介環境下傳播渠道豐富，傳播成本經濟，傳播程序高效，潛在傳播主體數量眾多且分散在各處。在公共危機來臨的時候，通過新媒介發布信息的速度非常快，超過傳統媒介。更為重要的是，草根主體傳播的速度又超越了官方傳播主體。這種速度，體現在信息的發布上，也體現在信息的擴散上。
案例：汶川地震。
（2）信息傳播全面與多元
公共危機蘊含的信息量極大，傳統媒介雖然擁有優秀的記者群，有高質量的信源，但在信源總量和豐富性上遠不如新媒介，再加上版面或播出時間的限制，把關制度的限制，大量有關公共危機的信息是在新媒介環境下進行傳播的。新媒介環境下信源分布廣泛，以巨大的互聯網空間和豐富的傳播渠道為平台，他們對公共危機信息的發布更為全面。除了轉發傳統媒體和官方媒體的信息外，很多信息屬於原創。
案例：「7·13廣西靖西群體事件」中，當地百姓通過博客上傳的視頻、通過博客或論壇發布的消息是人們了解這次群體性事件的重要途徑。截至7月18日晚10點，新浪、搜狐和網易等網站關於這次事件的博客文章總數超過上千篇。
而手機、網路聊天工具除了可以發布消息外，更因其超強的互動性成為了各種信息轉發的平台，各種新媒介的相互交叉使得信息呈幾何級數增長。在把關制度比較鬆散的新媒介環境中，大量信源提供的海量信息中存在著各種視角，信息本身以及對信息的解讀呈多元狀態。
案例：在此次「7·13廣西靖西群體事件」發生後，鋁廠污染等話題在新媒介環境下都有相當的人群予以關注，當他們在傳播、分析、討論這些話題的時候，又帶有自身的意志，於是在新媒介環境中就形成了以各種視角看各種問題的多元化現象。
（3）流言滋生，謠言肆虐
流言是一種信源不明、無法得到確認的消息或言論，通常發生在社會環境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而正規的傳播渠道（如大眾傳媒等）不暢通或功能減弱的時期。根據美國心理學家G.W.奧爾波特的理論，R=I*A.流言的流通量（R）與問題的重要性（i）和涉及該問題的證據的曖昧性（a）之乘積成正比。根據對流言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公共危機發生時，新媒介環境是滋生流言的土壤，因為：公共危機蘊含的信息量極高，在人們心目中占據較為重要的地位，人們希望盡可能多地獲得有關信息；傳統媒體由於采編能力、報道篇幅和把關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發布有關公共危機的所有信息，在某種層面上造成了正規傳播渠道的缺失；在新媒介環境中，信源很大程度上的匿名性和免責性造成了發布信息的隨意，很多信息帶有極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表明觀點的證據往往具有煽動力卻經不起推敲。
五、現階段政府在應對公共危機的過程中與媒體應對困境
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及訊息正在日益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並已成為多數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為人們「身體的延伸」。[1]以美國為例，水門事件讓尼克松總統下台，拉鏈門事件讓柯林頓總統遭到彈劾，白宮與其他各級政府既注重藉助媒體的威力宣揚政績，又時時注意防止媒體泄漏有損他們形象和威信的「機密」。在今天的中國，媒體也越來越介入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之中。很多政府官員可以說是和媒體「形影不離」。到了辦公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看報紙;進了家門，不管早晚，都會看一眼報紙，掃一眼電視新聞，大到國際時局，小到街巷市容。政府官員通過媒體來學習時政、解讀形勢、了解動態，還通過它來發布新聞、動員社會，進行公共管理。然而隨著媒體重要作用的發揮及其權力的擴張，媒體開始讓政府官員對它「愛恨交加」。說「愛」它，因為工作需要它，離不開它;說「恨」它，因為媒體越來越「不聽話」，經常讓官員「出醜」、「難堪」，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媒體是把雙刃劍，它可以宣傳工作的業績和「亮點」，也可以暴露工作的不足和「軟肋」;它既能雪中送炭、錦上添花，也會忙中添亂、雪上加霜。可以說很少有什麼東西能像媒體這樣讓政府官員感到復雜和棘手。一個在中國官場廣為流傳的俗話，「防火防盜防小報」，生動地揭示了這個獨特的社會現象。特別在重大公共危機發生時，媒體由於職業性質所驅使，急於報道，造成政府在處理危機事件的滯後的尷尬局面。
政府與媒體出現的權力博弈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一方面，媒體責任意識的缺失，是導致這類現象的原因。不負責任的新聞傳播，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的傾向:小報小刊的「去喉舌化」、地方幹部被「妖魔化」、媒體情緒的「民粹化」、對改革成果的「虛無化」。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在進行公共管理時對媒體採取的不恰當的方式，構成問題的另一個方面。社會生活變了，政府在處理與媒體的關系時也必須作出調整和應對。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門領導仍然抱著舊思維不放。他們對付媒體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躲、吵、告、怨。躲是躲記者;吵是吵報道不實;告是告媒體侵權;怨是怨宣傳部門管理不力。
案例：2003年夏天，SARS肆虐中國，原國家衛生部長、北京市長相繼辭職。2005年底，吉林化工廠爆炸引發松花江流域污染，原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辭職。值得深思的是，他們引咎辭職的原因並非是對危機事故本身負直接責任，而是未能及時向媒體進行發布，對相關信息捂、蓋、壓，導致了公眾恐慌，引發了政府的信任危機。三年內，因為未能及時發布危機信息，應對媒體不當，讓三位正部級幹部辭職，這在建國以來是空前的。可見，不只是貪污腐敗、失職瀆職能夠結束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不懂媒體，不善於應對輿論，也能夠帶來嚴重的後果。三位正部級領導幹部的辭職，對個人是一種仕途上的挫折，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無疑也是一種傷害。2001年發生在南京的冠生園事件則是另外一種情形。中秋節前，南京冠生園用陳餡翻炒後再製成月餅出售的事件被中央媒體披露曝光。剛開始，企業千方百計地隱瞞事實的真相，沒有正確地面對媒體，承認錯誤，而是以「舊餡做月餅在行業內是普遍現象」這個理由進行搪塞和狡辯，結果是企業遭受滅頂之災。通過這些事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代中國的新聞和輿論，已經不僅僅關涉媒體，它正在演變成為現實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提高政府應對媒體的能力，已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
六、應對媒體的方法與態度
應對媒體需要哪些策略和方法?歸納起來就是兩句話，「事前熱，事後冷」。所謂事前熱，是指事前敏感，發布在前，溝通在前。所謂事後冷，就是指遇到媒體炒作要冷處理，主動和媒體溝通，不要立足於爭是非，而是要注意降溫，把負面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具體包括六種應對方法。
1•政府主動為媒體設置新聞議程:用議程計劃來主動引導記者。媒體在傳播中的顯性功能是通過「議程設置」實現的。它的提出者伯納德•科恩就認為:「在多數的時間，報界在告訴人民怎麼想時可能並不成功;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什麼時，卻是驚人的成功。」[13]也就是說:媒體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著重報道什麼，簡單報道什麼，直接影響受眾。故此，媒體自己可以對報道取向進行「把關」。這樣，政府應對媒體，從一定程度上講就是政府引導媒體的議程設置。或者說，把媒體議程變為政府議程的一部分。因此，應對媒體的首要方略，就是設置「政府新聞議程」。社會控制論的創始人、美國社會學家羅斯指出:社會控制就是指社會組織利用社會規范對其成員的社會行為實施約束的過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取決於整個社會如何在社會穩定和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為達到社會性的和諧與穩定，社會必須有「控制」機制。[14]由此可見，就本質而言，「政府新聞議程」可以說是生活控制的一種方式。關於「政府新聞議程設置」的定義，應該包括下面幾點: (1)「政府新聞議程設置」的內容應為執政者所要向公眾說明的、需要引起公眾關注的政策、公共信息、影響公眾生活的政府行為、決策等。(2)「政府新聞議程設置」必須通過大眾媒體才能實現，沒有大眾傳媒這一傳播渠道，「政府新聞議程設置」不可能實現，只能是局限於政府內部運作的「政府議程」，無法達到主導輿論、影響民意的目的。(3)「政府新聞議程設置」必須遵循大眾傳播規律和新聞規律，從而使其區別於政府行政機關內部運作的日常「政府議程」。(4)有效的「政府新聞議程設置」應該是以下三者的有機結合:政府要說明的(政策議程)、媒體感興趣的(媒體議程)、公眾關心的(公共議程)。政府要通過新聞議程設置，將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設置」成為公眾樂於關注的焦點，使政府決策的權威性與新聞報道的影響力相結合，在公眾當中形成廣泛的相關的討論議題，最終實現合力效應，達到主導輿論、引導輿論、影響輿論，形成有利於政府執政、樹立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具體做法就是，每年或者定期組織新聞議程的規劃設計。比如，一個政府、一個部門，新聞發言人全年要發布希么，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樹立什麼樣的政府或者部門形象;哪些政策可能需要事前預案;如何定期和媒體進行溝通聯誼等等。
2•完善新聞發布制度:把信息主動「喂」給記者。近年來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應運而生。它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舉措。新聞發言人的任務就是圍繞重大政策、突發公共事件、熱點難點問題組織發布會，發布信息，解讀政策，透明決策，引導輿論，起到溝通大眾、服務大局的作用。通過加強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正確、有效、及時地藉助媒體實施議程設置，已經成為加強政府執政能力的突破點[15]。新聞發布實踐最大的效果就是:政府聲音在前，引領記者輿論，徹底改變了過去記者輿論在前，政府被動彌補在後，被輿論牽著鼻子走的狀況，真正使記者圍著政府轉。做好新聞發布，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如果不可能公開全部的信息，那就盡可能、盡早地公開那些能夠公布的信息。
3•新聞預案:把周密的解釋留給記者。公共政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政策出台是最敏感的，也是媒體最熱衷尋找的新聞來源。但是，同樣一個政策，放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條件、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地方之下，往往會有大相徑庭的反映。如果不作出周密的具有針對性的解釋、補充，好的公共政策會被誤解、甚至被歪曲。當誤解的情緒一旦與媒體的某一敏感神經相觸碰而在社會上蔓延開來，媒體自己也失去了加以控制的力量。事後的解釋、澄清、更正，不管是媒體，還是地方部門，都是蒼白無力的。事前的預備、功課、方案，才是最主動的，最有力度的。
4•橫向溝通:把換位思維傳遞給記者。對於地方來說，媒體的構成是相對復雜的。有中央和部省屬媒體的駐在機構，有自身管轄的媒體。可以說，這個結構是扁平化的，不是金字塔形的;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面對這樣的格局，單靠行政命令是無濟於事的。地方政府必須通過橫向的聯系方式，藉助地區新聞單位聯席會議、通氣會等形式，定期向媒體通報中心工作，交流感情，加強共識;定期開展新聞業務交流，互通有無，促使媒體換位思維，理解地方、部門開展工作的難處和實際情況，以此打破行政隸屬的界限，用橫向的互動、協調的手段，來形成媒體的合力。
5•批評見面:把不同聲音展示給記者。如果輿論監督是採取直接上報紙、上電視的方式，那麼公正的做法應該是給雙方當事人公平的說話機會。應當鼓勵記者善於傾聽不同的聲音;應當推廣一種「批評稿與當事人見面」的做法，要求批評性報道刊發之前也聽取當事人的意見。這種方法，有利於編審的把關，因為記者在采訪中，難免會陷入采訪對象的情境，先入為主。當然，是否刊發，並不以當事人的意見來取捨，只是以此達到兼聽則明的目的，杜絕不實報道和虛假新聞。
5•加強與媒體的溝通交流：善待媒體。對於政府來說，只有加強與媒體的溝通交流，才能使媒體成為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應對媒體的態度，就是善待二字。具體包括四個方面。
1）•理解新聞。善待媒體的前提是正確地理解新聞的功能，遵循新聞工作的規律，特別是理解新聞和宣傳的聯系與區別。過去，新聞和宣傳被視為一回事，而現在，新聞所承擔的社會功能進一步多元化，除了作為影響輿論的主渠道，新聞也兼顧市場、產業。因此，管理宣傳和管理新聞是兩碼事。國務院網站的最新資料中，對宣傳部的翻譯不再是Propaganda，而是Publici-ty（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網站(英文版)http: //english. gov. cn/.）。這兩個詞彙有著非常重要的區別。前者強調灌輸、宣傳、鋪天蓋地的重復，後者強調公開、引導、公關。必須深刻理解這種變化:這是面對新時期媒體變化的主動應對。已經有學者就宣傳和新聞的區別進行了概括。[17]實際情況是，管宣傳必然要管新聞，但是如果仍然用過去管宣傳的方法來管現在的新聞，那無疑是刻舟求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因此政府必須深刻理解新聞所擔負的新的功能，理解新聞和宣傳的差別，認識當代新聞媒體的特點，在新聞工作中認真遵循新聞規律。
2）•尊重記者。善待媒體必須落實到尊重記者上。其實，不管是領導幹部還是社會大眾，對記者這個群體都存在著一些誤解:有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覺得記者是「無冕之王」，把持著話語權，惹不起;有人一葉障目，因為一些個別的例子就把全體記者想像成為吃拿卡要的群體。實際上，記者從事的是一種艱辛的職業。現在的記者既要當好喉舌，又要承擔輿論監督;既要面對挑剔的受眾，又要考慮廣告收入。面對如此多的責任，生理心理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各級政府應該認識到，記者不是敵人，而是朋友，記者既是挑戰者，更是工作夥伴。尊重記者的報道權就是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尊重記者的工作就是遵循公共管理的規律。
3）•寬容輿論。寬容輿論，就是要支持輿論監督，容許媒體對政府工作的不足、缺漏進行批評。當媒體和政府的看法一致時，善待媒體並不難。當媒體發布了一些與政府部門的想法、看法不盡相同的新聞信息時，當媒體承擔監督職能對政府的工作失誤予以曝光時，特別是批評報道與事實不盡相同時，政府官員是否還能換位思考，遵循新聞的規律?是否還能尊重新聞媒體的報道權利?是否還能肯定他們的成績，諒解他們的過失?這對各級政府、每個領導幹部都是一種考驗。要以理解的心態來面對那些進行輿論監督時有差錯的記者，要以寬厚的心態來面對那些有過報道失誤的媒體。因為工作的差錯是難免的，輿論監督度的把握是有難度的。每個政府官員都必須有這樣的雅量。
4）•服務媒體。善待媒體的具體行動，就是服務媒體。宣傳部門主管媒體，應該有管理就是服務的意識。為中心工作服務，做黨和政府的喉舌;為人民群眾服務，做老百姓的知音;為新聞媒體服務，做新聞單位的後勤;為宣傳文化部門服務，做基層的娘家。如果說組織部是黨員幹部之家，宣傳部就應該成為媒體記者之家。各級黨委、政府，都應該參與服務、主動服務。服務就是盡一切可能為媒體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的環境和條件。媒體的事業產業發展，需要地方和部門的關心、支持;媒體舉辦或承辦一些大型活動，需要地方和部門的配合;媒體組織重大或深度報道，需要地方、部門的聯絡、協調和安排;媒體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一些急、難等特殊事情，需要地方和部門的全力支持、協調和配合。只有用服務贏得了媒體的心，媒體才覺得他們被「善待」了，政府才能贏得輿論。有時態度是決定性的。

5、新媒體環境下媒體功能的變化

看看這個論文對你是否有幫助，謝謝！

學子論文：網路新媒體議程設置與民主機制建設批評

楊狀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列印 留言 論壇 網摘 手機點評 糾錯 E-mail推薦:

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體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並對其作為意見生產機制的連續議程設置功能及民主虛幻性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新媒體；民主；生產機制；文化批評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連續的新聞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構起了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新媒體藉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徵，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跟蹤-連續式議程設置效果。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台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與拓展，受眾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製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徵的傳播方式直接介入著新聞話語的傳播過程，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在此模式下，藉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似乎已經成為民主貨幣的製造源和集散地，儼然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里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就都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們呢？」②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願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並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徵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③ 對於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並不平等），並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裡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麼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後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徵。④ 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後，認為「新媒體並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後，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⑤ 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並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並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裡，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並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並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並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於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並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麼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麼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⑥ 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⑦ 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於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於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於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於零。當閱讀什麼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並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並傳播，那麼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製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並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路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路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⑧ 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徵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⑨ 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於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於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藉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路為人們構築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牆。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民主神話趨勢盲目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台。（11） 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注釋：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3、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的初步檢驗》，載吳信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5、同上，第237頁。

6、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於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7、黃希庭：《心理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頁。

8、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頁。

9、李永剛，《互聯網路與民主的前景》，載陳衛星主編《網路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廣播學院2001年版，第111頁。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頁。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責任編輯：朱丹）

6、請問高手傳統媒體與網路傳播在議程設置上面的不同。

什麼是議程設置。如果你有空，可以回去好好看看傳播學，傳播學里提到這個定理的。

好，下面進入正題，回答問題：

首先回答，議程設置的定理。
議程設置: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是通過大眾媒介形成或影響輿論的理論假設。

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 麥康（McCombs,M）和肖（Shaw.D）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德關系，即傳播媒介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

同樣也作為大事反映在公眾的意識中；傳播媒介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越高．根據這種高度對應的相關關系，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形成社會」議事日程」的功能,傳播媒介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後來也有一些研究對報紙，廣播電視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的特點進行了探討．

議程設置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

特點：1）傳播效果分為認知、態度和行動三個層面，議程設置功能假說是這個過程的最初階段，即認知層面的階段。

2）議程設置功能考察的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

3）議程設置功能暗示了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有關議程設置的直接表述最先見於1958年諾頓·朗（Norton Long）的一篇文章中：

在某種意義上說，報紙是設置地方性議題的源動力。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是什麼這些問題上，它起著很大的作用。

「新聞時效性」是關乎媒體議程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而網路，的時效性，當屬現在最快。關乎媒體議程影響力的重要因素，網路是不可比擬的。

網路和議程設置理論出現的時間是接近的。議程設置理論是在傳統的大眾媒介的基礎上提出的，可以說這個理論的提出者沒有考慮到網路這個新一代媒體。所以議程設置理論在針對網路討論時是有所變化的。

並且根據，議程設置理論中的特點分析。議程設置功能考察的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

顯然網路，是具有議程設置這個功能點的。

其次，在某種意義上說，報紙是設置地方性議題的源動力。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網路，雖然是現代化的一個虛擬平台，但是他也具備，設置議題的原動力。也再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電視、廣播等的現場直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和加強了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方式與功能，但由於出版製作的時間、空間限制，由於內容甄別和把關的需要，通常不可能做到新聞信息的實時傳播。

網路媒體完全可以做到實時更新、實時報道。也正是由於這個「時間差」的存在，使得網路媒體擺脫了只是轉載傳統大眾傳媒新聞內容的狀況。實時互動性這個特點，使得網路媒體得以通過對新聞事件的價值判斷、加工手法等對傳統平面傳媒的媒體議程設置產生實質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在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實現形式中，現場直播也是廣播和電視能夠採用的手段，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傳統大眾媒體的快速實時性特點。但是，廣播電視的直播一般適用於偶然性和突發性的新聞事件，而現實生活中，實時性互動傳播在傳統電子媒體的日常新聞傳播過程中並不是報道的主要形式。

而從網路中，這樣一個新媒介，立即衍生出一個，多元互動性的影響 。

多元互動性是網路媒體區別於傳統媒體的另一個重要屬性。網路媒體的多元互動性可以幫助受眾形成公眾議程。網路媒體作為一個被多元要素影響的媒體，一部分傳播權力分散到廣大網民手中，傳統新聞發布的單向度信息傳播變成了互動性多向度信息傳播。傳統媒體不再是第一手的、或者唯一的新聞來源，多元化的傳播者、復合式的傳播形態、多樣的傳播渠道等因素，使得以網民為代表的公眾可以自行選擇、加工信息，並通過網路傳播形成網上輿情。一些重大事件，如SARS事件、農民工工資問題等，網上輿情對於媒體的議程設置起了很大作用，進而影響到政府議程。

7、與傳統媒體比較，在網路傳播中進行議程設置有哪些不同

議程設置: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是通過大眾媒介形成或影響輿論的理論假設.
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 麥康（McCombs,M）和肖（Shaw.D）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德關系,即傳播媒介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
同樣也作為大事反映在公眾的意識中；傳播媒介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越高．根據這種高度對應的相關關系,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形成社會」議事日程」的功能,傳播媒介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後來也有一些研究對報紙,廣播電視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的特點進行了探討．
議程設置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
特點：1）傳播效果分為認知、態度和行動三個層面,議程設置功能假說是這個過程的最初階段,即認知層面的階段.
2）議程設置功能考察的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
3）議程設置功能暗示了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
有關議程設置的直接表述最先見於1958年諾頓·朗（Norton Long）的一篇文章中：
在某種意義上說,報紙是設置地方性議題的源動力.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是什麼這些問題上,它起著很大的作用.
「新聞時效性」是關乎媒體議程影響力的重要因素.而網路,的時效性,當屬現在最快.關乎媒體議程影響力的重要因素,網路是不可比擬的.
網路和議程設置理論出現的時間是接近的.議程設置理論是在傳統的大眾媒介的基礎上提出的,可以說這個理論的提出者沒有考慮到網路這個新一代媒體.所以議程設置理論在針對網路討論時是有所變化的.
並且根據,議程設置理論中的特點分析.議程設置功能考察的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
顯然網路,是具有議程設置這個功能點的.
其次,在某種意義上說,報紙是設置地方性議題的源動力.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網路,雖然是現代化的一個虛擬平台,但是他也具備,設置議題的原動力.也再在決定人們將會談論些什麼,以及多數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電視、廣播等的現場直播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和加強了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方式與功能,但由於出版製作的時間、空間限制,由於內容甄別和把關的需要,通常不可能做到新聞信息的實時傳播.
網路媒體完全可以做到實時更新、實時報道.也正是由於這個「時間差」的存在,使得網路媒體擺脫了只是轉載傳統大眾傳媒新聞內容的狀況.實時互動性這個特點,使得網路媒體得以通過對新聞事件的價值判斷、加工手法等對傳統平面傳媒的媒體議程設置產生實質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在傳統媒體議程設置的實現形式中,現場直播也是廣播和電視能夠採用的手段,這一點也充分體現了傳統大眾媒體的快速實時性特點.但是,廣播電視的直播一般適用於偶然性和突發性的新聞事件,而現實生活中,實時性互動傳播在傳統電子媒體的日常新聞傳播過程中並不是報道的主要形式.
而從網路中,這樣一個新媒介,立即衍生出一個,多元互動性的影響 .
多元互動性是網路媒體區別於傳統媒體的另一個重要屬性.網路媒體的多元互動性可以幫助受眾形成公眾議程.網路媒體作為一個被多元要素影響的媒體,一部分傳播權力分散到廣大網民手中,傳統新聞發布的單向度信息傳播變成了互動性多向度信息傳播.傳統媒體不再是第一手的、或者唯一的新聞來源,多元化的傳播者、復合式的傳播形態、多樣的傳播渠道等因素,使得以網民為代表的公眾可以自行選擇、加工信息,並通過網路傳播形成網上輿情.一些重大事件,如SARS事件、農民工工資問題等,網上輿情對於媒體的議程設置起了很大作用,進而影響到政府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