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為人大工作聯絡站站長

1、統戰工作怎樣隔入中心工作

一是抓認識，形成共識造氛圍。加強領導，把各街道黨工委統戰工作納入議事日程，年專題研究統戰工作不少於2次，及時研究解決問題。廣泛宣傳，開展報告會、座談會、研討會，印發宣傳材料等多種形式廣泛開展統戰宣傳工作。
二是抓組織，構建網路搭平台。每個街道都成立了統戰工作領導小組，副書記任組長，科室負責人為成員，具體工作由街道的一名科級幹部承擔；在街道社區基本上都建立了統戰工作聯絡站，由社區黨支部書記任站長，社區黨支部副書記兼任統戰委員。對所轄社區進行民主黨派、台胞台屬、歸僑僑眷、無黨派代表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經濟人士等類別的統戰成員全面摸底，逐一進行統計。
三是抓制度，建立機制保長效。實行統戰工作目標與黨建工作目標統一布置、統一考評。各街道先後制定了統戰工作聯誼會制度、例會制度、情況通報制度、各界代表人士座談會制度、走訪慰問統戰成員制度、統戰工作信息反饋制度等多項制度，確保社區統戰工作機制有效運行。
四是抓服務，廣聚人心謀雙贏。繞統戰成員的不同需求分層次、多形式地開展特色服務，充分發揮統戰成員中部分代表人士為社區建設和管理服務。運用「聯手」、「結對」、「互幫」、「共建」等形式，整合社區內機關、團體、企事業等單位的統戰資源，積極吸納統戰成員直接參與到社區工作中來，發揮他們知識層次高、經濟實力強、社會影響大的優勢，為社區建設和管理獻計出力，最大限度地實現社區資源的共有共享。
五是抓特色，品牌示範樹典型。按照「一街一特色，一社區一亮點」的要求，在每條街道選擇1-2個基礎扎實、服務功能健全、活動豐富、特色鮮明的社區作為統戰示範社區，帶動和促進其它社區有針對性地開展各領域統戰工作，推動社區統戰工作向特色化、品牌化發展，努力營造社區統戰工作由「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的良好局面。
六是抓規范，社區統戰見成效。建立的社區統戰工作台賬，更新及匯總，反映社區統戰工作進展的情況。使其科學性、規范性和實效性，加強工作保障性。採取集中培訓、分批培訓，或送培訓下基層的方式，加強對基層統戰幹部的指導，開展社區統戰工作的專題培訓力促基層統戰人員素質的全面提高。

2、請問中國有沒有姓「舍」的？還有姓「舍」的主要分布在哪裡？

舍姓名人 舍登l953年生，內蒙古烏蘭察布盟人，蒙古族，大學文化，二連浩特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主治醫師，二連浩特市第十一屆人大代表。1976年參加工作。從事醫療工作多年，歷任二連浩特市衛生防疫站站長、市衛生局副局長等職。1999年1月在二連浩特市第十一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二連浩特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被評為二連浩特市「十佳」職工。 舍弗勒道爾吉 1950年5月生，內蒙古鑲黃旗人，蒙古族，初中文化，中共黨員，內蒙古自治區鑲黃旗新寶勒格蘇木人大主席，鑲黃旗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新寶勒格蘇木人大主席團成員。自參加工作以來，在教育戰線上工作了17年，任過教務主任、校長等職，曾被評為蘇木、旗級優秀教師。其後在蘇木黨政機關工作了13年，先後任過黨委委員、秘書、副書記、副蘇木長、蘇木長、蘇木人大主席等職。曾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優秀工作者、盟級勞動模範。 舍勒巴圖 1937年11月生，鄂倫春族，大學文化，中共黨員，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舍姓，多源自回族的經名。如「舍目孫低尼，就取第一個音『舍』為姓」。（《中國回回姓氏來源》）在中國歷史上，以「舍」為首音的經名也相當多。如元代任宜興州、廣州路同知和句容縣今屬江蘇）達魯花赤的兩位舍利甫丁，任鎮江府路總督府同知府事、同知建康路總管府事的舍里甫丁。同時，元代福建泉州清凈寺財產監管和回回巨商也分別為合刺甫丁哈梯卜（「哈梯卜」意為教義宣講者）和舍刺奮丁梯卜雷則。在明代的歸附回回和貢使當中，有舍黑馬黑麻、舍班、舍力班和兩位同名的舍刺夫丁。清代，甘肅河州（今甘肅臨夏）人、中國伊斯蘭教虎夫耶學理華寺門宦第四輩教主其名為舍木蘇松的格（阿文意為「忠貞的太陽」）。舍姓回族主要分布在廣西桂林及西北地區。

滿意請採納

3、周建華的主要事跡

「這本子是我的戰場，我在這里呻吟，我在這里飛狂，我在這里助弱，我在這里抑強，熱血的人們，同仇敵慨，來此戰場殺豺狼。」這是抗聯一軍三師政委鄧曉村在中學讀書時寫下的豪邁詩句。他以光輝的英雄業績、用短暫的戰斗的一生實踐了這一誓言，把24歲的火紅年華獻給了壯麗的人類解放事業。
少年立志
鄧曉村原名鄧榮貴，化名周建華，筆名碧天。1913年農歷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吉林省雙陽縣佟家鄉太陽嶺村一個經濟破落的封建家庭。鄧曉村自幼天資聰慧，四、五歲時就能背誦父親教給的一些古詩。1920年剛滿7歲開始上學，多次考試總是名列前茅。就在鄧曉村高高興興的在小學讀書的時候，一場災難降臨到這個家庭。擔任縣農務會長的父親鄧秀山因天災糧食欠收，無奈減免了農民應交的谷稅，而激怒了縣知事，被抓進監獄，為了贖父親出獄，家中賣掉了30垧農田，又將其年僅16歲的三姐聘出。年幼的三姐在婆家不堪虐待，郁悶而死。父親蹲監，三姐慘死，家境的破落給童年的鄧曉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靈里，萌發出一種同情農民的感情。
1926年鄧曉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雙陽中學。他刻苦讀書，手不釋卷，深受師生喜愛。1930年春，當時被警方通緝的我地下黨員肖丹峰正在這所中學任教務主任，兼國文、歷史教師。鄧曉村感到肖丹峰老師知識淵博，深謀遠慮，思想開闊，非常願意和他接觸。他經常向肖丹峰提出：「國共為何打內戰?中國的前途究竟怎麼樣?」肖丹峰都做了深入淺出的耐心解答。從此以後，肖丹峰介紹給鄧曉村一些進步書籍看。如魯迅的各種著作，外國作家高爾基、托爾斯泰等人的文學作品和唯物論常識等。通過肖丹峰的啟蒙教育和閱讀進步書籍，鄧曉村懂得了不少人生哲理。他揮筆寫出了一篇題為「我們為什麼要活著」的文章，文中寫到：「我總括地答一句，人為什麼要活著，就是要拿出滿腔熱血來澆灌人類含苞待放的花，待花開之日，小我身殼雖死，而精神可寄託在大我之中而永遠活著。」他目睹三十年代東北農村蕭條敗落的景象，深為農民父老鄉親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焦慮。鄧曉村在一篇題為「農民生活之一瞥」的日記中寫到「農民該有幾個死呢?農民生活為什麼苦到萬分呢?官逼兵欺，怎麼這么痛苦呢!他們何時出了這個苦海呀!」這些作品充分表達了鄧曉村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種懷有摧毀舊世界，拯救人民出苦海的革命志向。
投身革命
1930年暑期，鄧曉村於雙陽中學畢業，考入吉林省立第一高中——吉林一中。由於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為尋求革命真理的鄧曉村來到這樣一個地方，象一顆種子遇到了合適的土壤一樣，得到了更好的萌發和生長。
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民不聊生，鄧曉村的內心無比悲憤。此時，他寫了大量的日記和散文，抒發感慨。在題為《在征途上》的一首詩中寫道：「滿天的烏雲，籠罩著大地，滿地荊棘，觸殺著我的心……孤單的我，坐在三等火車上，四下瞭望，心緒彷徨。」一次他和同學談起心事時，深有感觸地說：「日寇侵佔了東北，人民不得生存，尤其我家蕭條，讀書尚不能支持，還不知有多少人與我同病相憐呢!」鄧曉村的這種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日情緒，引起當時黨的地下組織的關注。吉林女子師范學校教師、地下黨員李世超同志通過開展一些進步活動，主動地接觸了鄧曉村，並向曉村宣傳黨的性質和任務。鄧曉村在與李世超談話中表示：「為了拯救祖國就必須有不怕自己犧牲的精神，以赴國難。一定要打倒帝國主義，摧毀舊社會，和這些惡魔拼個死活!為拯救中華民族，我寧可拋頭顱決不忍辱偷生。」黨的培養和教育使鄧曉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和光明所在，他由消沉變堅強，由沉悶而變激動，並寫下了《我們的救星到了》的鏗鏘詩句：「狂風怪叫，萬物競鳴，無邊的爆土，充滿了宇宙，從西方送來的雲，怒發沖冠，一往直前惡恨恨的趕來，將要毀滅了兇殘的一切，一切的兇殘……啊，社會的兇殘毀滅了，世界的惡濁洗凈了，是我們的救星到了。」
1932年5月，鄧曉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在日記中萬分激動地寫到：「我為了實現我的願望，到處尋找出路，終於被我找到了共產黨，從此，再不是無舵的船，浮游於大海中了，而是有黨的領導，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樂園。」
鄧曉村入黨以後，革命熱情更加高漲。1932年下學期，根據黨的指示，鄧曉村積極參加並領導了吉林一中的反對讀「四書」、「五經」運動，並和同學一起趕走親日派訓育主任榮緒。榮緒是一個日寇漢奸，他嚴禁學生讀進步書籍。一次在檢查學生宿舍時，他發現鄧曉村的詩稿，有對時局不滿之情緒，便讓鄧曉村在朝會上作檢查。鄧曉村列舉大量事實，痛斥了榮緒，這使榮緒大為惱火。這年暑假，由於松花江發大水，上萬人遭受水災，為救濟災民，吉林省教育廳發起募捐。為了開展募捐運動，鄧曉村組織吉林一中同學演出了獨幕話劇《人類之愛》，受到各界的好評和贊譽，可榮緒卻指責同學上街演出是行為不軌，並暗中造謠中傷。從而激起一中學生的極大憤慨，紛紛找校長說理，並拒絕聽榮緒講課，使榮緒處境十分困難。校方怕學生把事情鬧大，不得不辭退榮緒。在榮緒離校的時候，學生們吹號打鼓，並在馬車上插著「送訓育主任老師榮歸故里」的白紙長條旗，象引魂幡一樣，為榮緒送行。鄧曉村領導的一中反讀經運動的勝利，對吉林女師、毓文中學影響很大，進一步激發了學生反滿抗日的熱情。
由於鄧曉村政治上比較成熟，又非常喜愛文藝，善於演講，更願意和青年交朋友，因此，黨組織決定由他擔任共青團吉林市特支書記。在做團的工作期問，他秘密地發展了不少進步青年入團。革命的思想像一團火，鄧曉村用革命的火焰把他周圍的青年愛國熱情燃燒了起來，他的文章和詩篇也充滿著燃燒力，這個期間他先後寫了12篇富有戰鬥力的文章和56首詩，嚴厲地譴責和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
這年暑假，鄧曉村回到磐石(1931年冬，家從雙陽搬到磐石縣城北門外)。在四祖母的包辦下與18歲的農村姑娘閻慶蓮結了婚，開始曉村不同意，後來他想通了。一個婚姻不能自主的農村姑娘有什麼錯，這是社會造成的，我要幫助她提高文化，提高覺悟，走向革命。他手把手的教妻子寫字，讀書寫信，經常給妻子講述日軍屠殺中國人的罪行，在他的耐心幫助下，年輕而朴實的妻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這期間，鄧曉村對妻子閻慶蓮、妻妹閻玉梅講了要開展一次反日活動的打算，閻慶蓮和閻玉梅聽後非常支持。於是他們買些色紙，在一天夜裡把窗子用毯子遮好，寫了許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愛國青年覺悟起來，我們不做亡國奴!」等反日標語，連夜到工廠、學校商店門前散發。他們機智地把寫有「日寇滾出中國去!」的標語貼在日本警備隊和偽警察署的大牆上，日本人看了哇哇亂叫，急忙出動警察到處搜捕，這件事轟動了磐石縣城，給磐石人民極大的鼓舞。
地下斗爭
1933年初，根據當時斗爭形勢需要，吉林特支決定，在吉林市建一處聯絡站(也叫黨的地下交通站)，由鄧曉村負責。為了便於工作，鄧曉村打算把妻子閻慶蓮從磐石接到吉林，可是祖母屢次來信，讓其停學歸鄉經營家產。然而鄧曉村為黨的事業著想，拒絕了祖母要求，揮筆寫下「馳騁千里才是駿馬，迎風翱翔才是雄鷹」的詩句，表示堅決走革命的道路。1933年農歷正月二十七日，鄧曉村把家從磐石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七號，及時地建立了地下聯絡站，由他擔任站長，愛人閻慶蓮，妻妹閻玉梅為聯絡站工作人員。當時聯絡站主要任務是接待與轉送中共滿洲省委和磐石縣委來往的領導人，從此他家成為黨的地下聯絡機關。
當時鄧曉村家中四口人，有愛人閻慶蓮和在吉林女師讀書的妻妹閻玉梅，還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小男孩醒華。閻慶蓮雖然是個農村婦女，但意志比較堅強，對革命事業充滿信心。曉村的妻妹閻玉梅是共青團員，是位天真熱情，對革命事業無限關懷的少女。曉村一家搬入吉林市後，都勤勤懇懇地為黨工作著。為了安全起見，外邊門上安了一個暗鈴，自己人來一拉鈴便去開門，生人一來敲門便可知曉。閻慶蓮除放哨外，還負責保管文件，經常把文件藏在帽筒、花瓶和衣櫃的後面。當時常到聯絡站來研究工作的地下黨員有李維民、李世超、於克、張弓、於璋等人。那時，經常到聯絡站來的同志是滿洲省委的巡視員馮仲雲，他當時身份是哈爾濱商專的數學教授，每到吉林必到鄧曉村家，住在曉村家地下一張床上。
1933年4月，馮仲雲又一次由哈爾濱去磐石縣委、海龍縣委和南滿游擊隊巡視工作，並傳達中央「一·二六」指示。當時馮仲雲一身商人打扮，大高個，戴一副近視眼鏡。馮仲雲來吉林後，鄧曉村根據黨組織的意見，把馮仲雲安排到聯絡站自己家中住，給予了熱情地接待。馮仲雲在聯絡站居住期間，向鄧曉村夫婦及妻妹閻玉梅介紹了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經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過程，還向他們講解和分析了當前國內、國際形勢。使鄧曉村全家深受教育和鼓舞。為了傳達好中央「一·二六」指示，經過周密研究，決定在吉林市龍潭山召開有吉林特支成員參加的領導幹部會議。馮仲雲同志在這個會上，傳達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指出了在東北結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並講了當前形勢和南方蘇維埃及紅軍情況，使大家更加堅定了革命的必勝信心。
一次，馮仲雲圓滿完成任務後需返回哈爾濱，當時路費不足，閻慶蓮從她私房積蓄中拿出兩塊銀元給馮仲雲帶上，為了安全起見，鄧曉村親自護送馮仲雲到吉林市附近的黑牛圈屯上車。上車前馮仲雲和鄧曉村緊緊握手，一再向他們夫婦表示感謝。
吉林特支根據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滿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積極開展工作，決定在紅五月期間組織師生秘密開展一次規模較大的上街貼標語，撒傳單活動。為了做好這次活動的准備工作，鄧曉村拿錢到街上買來色紙。晚上夜深人靜後，都集中到他家寫標語，由閻慶蓮負責用毯子遮好窗戶，並負責站崗。這次寫標語的內容按著滿洲省委印發的小冊子寫，大家動手寫了四個晚上。傳單和標語寫好後，決定5月6日早按著預定路線分別開始撒傳單、貼標語。金景、郭連郊負責在吉林東關一帶散發傳單，由於他們工作不謹慎，被警察發現破綻，一路跟蹤不放，當即將金景二人逮捕，送交到日本憲兵隊。郭連郊剛入團，什麼情況也不知道，金景是共產黨員、吉林市共青團特支書記。他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下屈服了，成了可恥的叛徒。他出賣了吉林市地下黨團組織和革命同志，使組織遭到很大的破壞，僅吉林一中、一師、女師等學校就有12人被捕。鄧曉村所在的吉林一中，被日軍包圍了，日軍拿著槍按名單抓人。鄧曉村幸而得到特支書記李維民的通知，才免遭逮捕。當時李維民知道這個情況後，立即到鄧曉村家，通知了他的愛人閻慶蓮，叫鄧曉村速離吉林。李維民剛走不久，鄧曉村到家。閻慶蓮和他說明情況後，鄧曉村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保守黨的機密，他與閻慶蓮立即把重要文件燒掉，鄧曉村囑咐閻慶蓮，不管遇到什麼情況，一定要保住黨的機密，不要怕，日本鬼子長不了。然後鄧曉村化裝成農民到磐石玻璃河套參加了黨的抗日武裝。
鄧曉村剛離家，就來了五個學生打扮的人，謊稱是鄧曉村的同學，讓閻慶蓮說出鄧曉村的下落。閻慶蓮一看這些陌生人，心裡就明白了，沉著地說：「他到教會醫院看病去了。」敵人看偽裝和哄騙不成，便露出猙獰面目，他們從閻慶蓮懷里把孩子奪下來，用力摔在地上，接著用拳腳擊慶蓮的頭部，逼慶蓮說出鄧曉村的去向，敵人抓走了慶蓮，對她使用了各種刑罰，連續折磨了四天，慶蓮被打得遍體鱗傷，昏死過幾次，又被冷水激過來，肋骨被打斷三根，她心裡始終記著鄧曉村的話，寧死不講，終於保守了黨的機密。
參加抗聯
1933年5月，中共吉林特支遭破壞，鄧曉村根據組織上決定，來到磐石縣委駐地玻璃河套，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他化名周建華。不久，任共青團磐石縣委委員，專做團的工作。1934年冬，共青團南滿特委建立，鄧曉村當選為特委委員。這時南滿游擊隊需要幹部，黨組織選派他到部隊工作。
鄧曉村到南滿游擊大隊後，在楊靖宇領導下，他參加了臨江、八道江、涼水河子、三源浦、五道溝、橫虎頭、哈泥河等大小幾十次戰斗。1935年初春的一個傍晚，鄧曉村率領的部隊，根據楊靖宇的命令，到臨江縣五道溝附近等候，同楊靖宇的軍部會合，不料，日偽的「討伐隊」先來了，雙方交火，打了一場遭遇戰。鄧曉村當機立斷，對敵迎頭痛擊，敵不知我軍虛實，以為中了埋伏，立即逃竄。楊靖宇來到後，了解了戰斗情況，贊揚打得好。兩支部隊會合後，在五道溝得知日偽晚間來偷襲的情報，楊靖宇命令鄧曉村率警衛連在冰湖溝口伏擊敵人，阻擊、掩護軍隊轉移。約半夜時分，敵偽200餘人進入我軍伏擊圈，鄧曉村舉起槍打出第一發子彈，敵先頭指揮官應聲落馬，於是我軍猛烈開火，敵慌忙後退，但後路又有機槍封鎖，敵進退不得，只好束手就擒，鄧曉村指揮的第一仗獲得了全勝。
鄧曉村在部隊工作有飽滿的政治熱情，善於講演，又喜歡教唱歌曲，和士兵親同手足，人們都願意和他談心。
1935年2月，鄧曉村被任命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教導團政治委員。1936年春，鄧曉村改任抗日聯軍第二師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抗日聯軍第三師組建，鄧曉村調任師政委，自此，他與三師師長王仁齋共同指揮三師，並肩作戰。
抗聯一軍三師以清原、新賓為主要活動區域，桓仁、西豐、開原、鐵嶺、撫順、沈陽為游擊區。鄧曉村身為師政委，除分兵指揮作戰外，時刻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模範執行黨的紀律。一次，鄧曉村率部隊轉移到開原縣楊木林子村，聽到敵偽運輸的車隊經過臘木橋子，鄧曉村部署部隊准備伏擊。當一切准備就緒，等敵人汽車到來時，一個老鄉跑來說：「鄉親們要我和你們商量一下，千萬別在村子裡邊打，要不，你們離開後，鬼子來報復，我們全村就倒霉了。」鄧曉村聽了沉思片刻，命令部隊撤下來。轉移到離村子遠一點地方打伏擊。正在此時，哨兵報告：「敵人汽車快到了!」轉移已來不及了。戰士們著急地說：「政委快下令，就在這打吧!」鄧曉村嚴肅地命令：「原地隱蔽，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開槍!」戰士們眼巴巴地看著敵人汽車一輛接一輛地開過去，覺得非常可惜。部隊集合後，鄧曉村耐心地向戰士們解釋：「我們抗聯是人民的子弟兵，楊司令有『四不打』規定。其中一不打，就是對當地人民損失大的不打。我們真的要在這里打，敵人要來報復，這里的群眾要遭受損失的。戰士聽後，感到政委的決定是正確的。鄧曉村當即率部轉移到離村子遠一點的地方埋伏起來，當敵人滿載物資的汽車返回時被擊毀了，繳獲了不少物資。楊木林子村群眾都誇抗聯是人民的子弟兵，鄧曉村是百姓的知心人。
1936年冬，下頭場雪時，在軍部遼寧省桓仁縣外三堡荒山嘴子，由楊靖宇同志主持召開軍部會議，總結了一師西征失敗的教訓，決定由三師組成騎兵隊快速前進，趁遼河封凍期，沖過封鎖線，強渡遼河，與關內北上抗日的紅軍取得聯系，進行第二次西征。
三師領導接受任務後，立即開動員會，准備馬匹和給養，三師的馬匹一部分是繳邵本良的，一部分是徵收大地主的，由於馬匹不足，300人中，一半編為騎兵，一半步行。陰歷十月，部隊一切准備就緒，鄧曉村做了政治動員。由王仁齋、鄧曉村帶隊西征。這次行軍非常艱苦，部隊幾乎晝夜不眠，步行的同志跟不上馬隊，一路上跑步前進，部隊從桓仁縣外三堡出發，路經清原、鐵嶺、開原等地，跨越瀋海(沈陽至海龍)和中長兩條鐵路，沿途沖破許多次敵人封鎖和堵截，不足一個月，終於到達了遼河邊的清原縣三面船石佛寺渡口。不料，這一年氣候反常，雖已到封凍季節，遼河尚未結冰。渡船全被敵人控制，大橋被封鎖。前有堵截，後有追兵，而我軍又長途行軍疲憊得很，幾次強渡未成，形勢非常危急。面對這一嚴重情況，鄧曉村和師長王仁齋研究決定，不能坐以待斃，要保存有生力量，盡快撤離此地。在四周被圍處境險惡的情況下，鄧曉村和王仁齋乘機率領戰士順利突了出去，返回到遼寧省清原縣沙河子密營。由於連日行軍的疲勞及多日未得飽腹再加上同敵人猛烈的沖殺有不少戰士因體力不支而掉隊，只剩100多人，楊靖宇司令親自去沙河子密營探望，命令三師休整，當他們返回清原時繼續在清原、新賓、撫順一帶開展游擊戰。
1937年春，三師奉命「化整為零」。鄧曉村率一部去開原、西豐一帶活動，作戰之餘，帶領戰士幫助群眾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啟發、提高群眾的覺悟，在這里紮下根。
鄧曉村部隊活動的開原、西豐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日寇十分頭痛。這年冬季日寇組成「七縣聯防隊」，日夜討伐，強迫農民進行「集團部落」，切斷同群眾的聯系。鄧曉村部處境十分困難，奉命向清原轉移。一天部隊來到西豐縣龍彎屯，過去這里是抗聯游擊根據地，現房屋已被鬼子燒光。部隊宿營後，糧食斷絕，炊事員把每個戰士糧袋翻過來抖下一點小米，煮成粥，送給政委，說：「你連日操勞，又累又餓，大家不忍心，叫我把這碗米湯送給你」，鄧曉村說：「同志們的心我領了」。說著，他把這碗米湯又端送到傷病員嘴邊，傷病員看著政委消瘦的身影，眼含熱淚都不肯喝，鄧曉村說：「好同志，喝下去，好早日恢復健康上戰場。」
「七·七」事變爆發後，為支援關內的抗日戰爭，抗聯頻頻出擊，牽制敵人。因而，也引起了日偽軍更加緊對抗聯的圍剿。1937年7月16日這天，日偽東邊道討伐隊長岡田少佐和坂本大佐帶20餘人乘汽車自清原縣城去南山城巡視。我軍從縣城獲悉，鄧曉村與政治部主任柳萬熙決定待機殲敵。7月17日，哨兵報告，敵人汽車向南駛去。18日清晨，鄧曉村率部在松木嶺下伏擊返回汽車。部隊埋伏後，敵汽車已返回，但日軍岡田少佐奸詐異常，當汽車行至嶺西時，命令日軍下車，步行搜索前進，至嶺頂，岡田和坂本用望遠鏡仔細觀察後，認為「安全」時，才命日軍上車向北行駛。當汽車進入伏擊圈時，我軍的機槍響了，司機腦袋開花，汽車原地不動。岡田、坂本急忙跳車，被我機槍打中，日軍慌作一團。除一名士兵逃跑外，擊斃少佐、大尉各一名，士兵18名，繳獲長短槍20餘支，軍刀6把，還有衣物等，這次伏擊戰的勝利，鼓舞了三師士氣，楊靖宇親自到清原沙河子密營慰問三師將士。
以身殉國
1937年冬，鄧曉村領導下的抗聯三師在西豐、開原兩縣交界處的影響越來越大，不斷偷襲敵人，日偽當局對此十分惱火。為消滅鄧曉村這支抗聯勁旅，採取「七縣聯防」和「篦梳」山林戰術，瘋狂圍剿抗聯三師。當時三師僅有七、八十人，不但力量相差懸殊，而且冬裝、槍械、彈葯和糧食奇缺，處境極其危險、艱難。為了保存有生力量，鄧曉村同政治部主任柳萬熙研究，決定採取敵進我退的策略，有計劃地向清原轉移。敵人一面在後邊緊追不放，一面對游擊區人民進行燒殺掠搶，搜山並屯，使部隊失去了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已是初冬，戰士們身無棉衣，口糧斷絕了，只剩下一點高粱米飯團來充飢，渴了就抓把雪團吃，不少戰士凍壞了手腳，仍堅持隨軍戰斗。一個嚴寒的早晨，戰士來到開原縣夾皮山時，這兒地勢很高，氣候顯得特別冷，有的戰士負傷流出的鮮血凍在衣服上，皮肉粘在一起，傷病員實在凍餓難忍。一天一個戰士在小山溝里點火為傷病員取暖，山地冒起白煙，日偽軍發現了目標，「七縣聯防」主力從四麵包圍了夾皮山，我軍崗哨發現了敵人，立即向鄧曉村和柳主任報告，經過研究，感到目標暴露，情況十分危險，決定伺機突圍。這時鄧曉村的隊伍只剩70多人，其中尚有傷病員20多人，兩挺機槍。而敵人有8門小炮，20多挺機槍，800多人，兵力大於我十倍之多。面對敵人的強大火力，我抗聯戰士毫無懼色，在鄧曉村的帶領下，奮力殺敵。鄧曉村指揮著隊伍，柳主任端著歪把機槍，打得敵人一排排倒下去，敵人的一次次沖鋒都失敗了，只見死屍滿山。戰斗從拂曉打到傍晚，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下午三點左右，日軍援兵不斷從四面八方雲集而來，我軍子彈已經快打光了，手榴彈也只剩幾顆了，繼續戰斗已對我不利，決定在夜幕降臨時，立即組織突圍。鄧曉村作為這個隊伍的指揮員，他挑起最重的擔子，主動帶領傷病員向開原縣的砬子山撤退，柳主任做後續。他們剛來到砬子山，就又被日本鬼子包圍了。戰斗又打響了，鄧曉村命令搶占制高點，迅速擺脫敵人，分兵突圍。他命令柳主任帶隊先突圍，自己帶領三名通訊員阻擊敵人，當行至一山崗時，同一股200多敵人相遇，柳主任剛突圍出去敵人就沖了上來，鄧曉村看多於我軍十倍之敵，又命令三名戰士馬上撤退找柳主任。鄧曉村手使雙槍猛射，傲然挺立在陣地上，吸引著敵人的火力，死死地頂住了敵人。三名戰士含著熱淚，向清原縣莫力紅山方向轉移。鄧曉村為了保存抗聯隊伍，掩護同志突圍，向敵人射出一顆顆子彈，敵人越逼越近，他越打越猛，當日軍的一顆子彈打在他的腿部時，他不顧流血，跪在地上仍堅持射擊，直到身中數彈，倒在血泊中，犧牲時年僅24歲。
三名通訊員突圍後，來到莫力紅山向柳主任報告了鄧曉村犧牲的經過，戰士們一個個熱淚盈眶，泣不成聲，都摩拳擦掌，決心要消滅日寇，為政委報仇。鄧曉村雖然犧牲了，但是抗聯三師隊伍實力保存了。和他一起戰斗和工作的抗聯老戰士趙振華說：鄧曉村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抗聯的骨乾和堅強的指揮員。馮仲雲同志在《艱險的途程》這本回憶錄中說：鄧曉村是光榮的共產黨員，不朽的革命烈士。
鄧曉村對黨忠心耿耿，他的英雄業績將與世長存，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人民永遠懷念這位年輕的抗聯英烈。

4、胭脂萬站長是壞人嗎 為什麼讓胭脂供出兩個聯絡站

萬站長不是壞人。我覺得他騙胭脂說聯絡點沒人了、讓她可以在必要時供出， 這樣做是為了不讓胭脂有什麼後顧之憂，讓她供出這兩個聯絡點，才能獲取鬼子的更多的信任，獲取了信任才能更好的深入鬼子特高科。萬站長是想通過這點犧牲來獲取更大的收獲。 當然這里也有他自私的一面，表面是愛國志士，戴笠手下得力干將。實則官迷心竅，八面玲瓏，很會高調作秀，一切都是其上位手段。生逢時局混亂，仕途陰差陽錯總是受阻，轉而求財。對待手下極為虛偽，甚至為了上位和求財不惜哄騙大家以身犯險。

5、項乃光的網羅章志偉

章志偉被捕後，在又一次被提審的時候說：「我考慮好了，但有三個條件：一是不登報；二是不能再捕人，如果他們堅持，我可去說服；三是能讓我出境找個教員當，教書度過一生。」審判者龐郁生答應了。
1941年2月10日，章志偉被軟禁在老河口。這年夏天，國民黨還是將他登了報。不僅如此，國民黨還玩弄手段，由五戰區三民主義青年團科長單鳴皋以鄧一陶及章志偉的名義寫了一份中共462人脫黨宣言。幼稚的章志偉以為可以「兩全」，事實的無情大棒卻給了他重重的一擊。他想當民主人士的美夢也破滅了。
1941年11月他被迫進入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部政治部調查室。在這里，他見到了到老河口籌建軍統局華中特種政治工作聯絡站的項乃光。由於章志偉項乃光都有被捕變節的相同經歷和處境，兩人言談甚為投機。項見章志偉有脫離調查室之意，隨即乘機拉攏，說他的工作不是特務工作，是特種政治工作，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支系。項想招兵買馬，章志偉想擺脫特務羈絆，於是兩人一拍即合。
1942年6月章志偉給老河口政治部調查室寫了一封辭職信，調查室主任馮樹見了，拍案大怒：「章某猖狂已極，太無禮貌！你辭職，須親自來請示。我室少了你一人？你算個什麼！」他這一拍，桌上煤油罩子燈因劇烈震動而熄滅。伸手去摸火柴，卻被蠍子蜇了，痛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即簽請司令長官李宗仁下令逮捕章志偉。
兩天後，逮捕章志偉的電文到了襄陽縣縣長李朗星手裡。
當天上午10點左右，章志偉在樊城項乃光處閑聊。聽到敲門聲，項乃光打開了房門。外面站著兩個人，項乃光認出是縣長李朗星手下的衙役。兩個衙役進到屋裡，問：「你們這里有個姓章的沒有？叫章志偉。」章志偉答道：「有啥事？我就是。」衙役說：「縣長請你到縣府說話。」章志偉說：「我有事，下午去。」衙役說：「不行，現在就走。」章志偉警覺起來：來者不善。於是對衙役說：「你們不說出原因，我是不會跟你們走的。」
由於是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華中特種政治工作聯絡站少將站長項乃光住室，兩個衙役不便強行抓人，只好將電報給章志偉看。
電報內容是：襄陽縣縣長李朗星，要犯章志偉現住樊城街××號，希即密捕解酇為要。李宗仁
章志偉意識到那封辭職信惹禍了。他本想離開調查室，擺脫特務生活，可招致的是牢獄之災。他將電報遞給項乃光，並以眼神求援。項乃光接過電報一看，臉色陡變，對衙役說：「章某不是要犯，長官那裡我去回復。我寫封信給李縣長，你們好交差。」
衙役離開後，項乃光立即做了周密的安排。當晚，項乃光給章志偉一份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護照，讓章志偉到重慶磁器口童家橋吳家院子找一個叫吳崇正的人。並說，到了那裡，一切自有安排。章志偉拿著護照，輾轉來到重慶。到了指定的地點一問，卻沒有吳崇正其人。他心裡頓時涼了半截。

6、國民黨軍統將軍排列

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及其繼承人毛人鳳，通常說起他們手下的干將有「十三太保」和「十人團」一類，都是清一色戴笠的浙江同鄉。其實戴笠和毛人鳳真正的親信有14個，局外人稱之為「十四親信」，內部則叫他們「江山子弟兵」（戴笠和毛人鳳都是浙江江山縣人）。這14個人對戴、毛唯命是聽，對蔣介石絕對服從。「十四親信」中，「戴系」的有四個：戴春榜，字雲林，戴笠胞弟。戴春榜少年時在同族戴三和南貨店當學徒，出師後在萬信順貨棧當伙計；戴笠得勢後保他進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畢業後當了兩年甘肅省景泰縣縣長，狠颳了點錢；戴笠命他回家鄉經營祠堂和修建烏山塘別墅，後任忠義救國軍少將參謀、軍統局少將專員，解放前逃台未成，潛逃到江西廣豐縣隱藏；1949年被逮捕槍決。戴藏宜，戴笠之子，譜名善武，上海大同大學肄業，當過小學校長；1940年加入軍統，曾奉戴笠命殺害共產黨員華春榮；1944年當選為江山縣參議員，兼縣銀行董事長、軍統局少將專員、忠義救國軍少將參議、江山雨農中學校長；戴笠墜機身死之後，他調任京滬杭鐵路警備處處長；1950年被捕，次年被槍決。戴夏民，戴笠堂弟，留學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回國後任南京鼓樓醫院主治醫師，後任軍統局四一醫院少將院長；1952年被判刑，1957年釋放，1973年病死。張冠夫，是戴笠表妹王秋蓮的丈夫，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員；曾長期接濟戴笠，戴笠得勢後追隨戴笠左右，是戴笠聯絡站成員，一般人以「軍統元老」稱之；上海「八一三」抗戰以後，任蘇浙行動委員會交通通訊組長，後升任軍統局五處（管經濟）少將處長；解放前逃台。屬於「毛系」的十個人也都是浙江江山縣人：毛森，原名善森，1932年入浙江警官學校二期，畢業後加入軍統改名毛森；曾任福建省會警察局長，後任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隊長、軍統杭州站站長、上海特別站站長；抗日時期在杭州搞地下工作，曾兩次被日本憲兵逮捕；脫險歸來後很受戴笠寵信，升任中美合作所東南地區指揮部指揮官，專為美軍提供日軍作戰情報，曾獲美國政府勛章；抗戰勝利後，任第三方面軍第二處處長、衢州綏靖公署二處處長、浙江省保安處處長、上海市警察局局長，解放前夕任廈門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去台灣後與蔣經國發生矛盾，離台去香港，晚年定居美國。毛萬里，毛人鳳的胞弟，1932年加入復興社特務處，抗日期間任軍統局北平區區長、上海區區長，在敵占區從事地下工作；後任東南辦事處主任，兼第三戰區執法隊隊長；抗戰勝利後去美國留學，回國後任軍統局浙江站站長、浙贛鐵路局警備處處長；逃台後任內湖訓練班主任兼任中美聯合辦公室主任，死於台北。毛鍾書，其母藍蓮梅系戴笠母親藍月喜的侄女；參加軍統後，一直在戴笠左右，任軍統局秘書；後奉命去長沙監視程潛，破壞起義；逃台後任保密局香港區區長，後升任國防部情報局第三副局長；他既是毛人鳳的本家，又與戴笠是親戚，是個具有雙重關系的人物。姜紹謨，字次烈，北京大學畢業；1922年經國民黨議員馮自由介紹加入國民黨，任北京特別市黨部籌備委員，後任執委兼組織部長；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參議、浙江省防軍政治部主任；「清黨」時共產黨員姜東白被捕，姜紹謨勸他投降不成，就將其押赴上海龍華槍決；姜後任浙江麗水行署行政署督察專員、教育部總務司長、司法院簡會秘書；1938年加入軍統，歷任渝特區少將區長、江山雨農中學校長、軍統局設計委員；1949年逃去台灣，任「立法委員」、中美文化經濟合作協會理事，1981年病死於台北。姜毅英，女，1932年考入浙江省警官學校，畢業後被戴笠挑選在軍統局專門從事收發報和譯電訓練工作；後任廈門站特別電務員，因偵知日軍即將南進的重要情報，升為少將，成為軍統局內唯一的女將軍；歷任局本部四處電台台長，其夫葉文熙亦系軍統頭目，後來離婚；去台北後兼任雨農小學校長。王蒲臣，與戴笠是小學時同學，曾先後任江山、武義縣教育局長，加入軍統後曾為戴笠辦理機要，後任南昌和貴陽辦事處主任；1940年入成都軍分校高教班受訓，畢業後任局本部外事秘書、重慶中美合作所全能情報人員訓練班少將副主任，以後調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1949年逃台。劉方雄，1935年加入軍統，任香港站秘書、站長、後調任上海市政府調查處處長、保密局上海站站長；全國解放後，以長城皮件公司總經理身份為掩護，復任香港站站長。吳海龍，1938年任軍統局鷹潭辦事處少將主任、浙贛鐵路局警務處處長，兼浙江站站長，1950年潛回江山時被逮捕槍決。何芝園，東南大學畢業，原在國民黨政府鐵道部任職，加入軍統後，另任局本部機要室主任、二處股長、科長、處長；1945年任成都行轅調查科少將科長，在江山縣當選為「國大代表」；隨保密局逃台後，任國防部情報設計委員兼憲政研究會委員。周念行，戴笠小學同班同學，1915年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系，歸國後參加北伐，曾任湖北黃陂縣縣長；1934年收編湘西陳渠珍部，到廬山見蔣介石，由戴笠介紹加入軍統，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秘書，後任保密局少將秘書，逃台後移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