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闻媒体如何关注弱势群体
一、当前的社会分层与传媒歧视 1、社会主流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社会阶层由区域和政治身份分层体系向经济分层体系转变，分野形成了社会主流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主流群体是指社会上消费能力较强、掌握消费的话语权，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权力、掌握管理的话语权，属于社会文化精英、掌握知识话语权，对于流行时尚敏感的享有最多的高档和豪华生活用品、掌握时尚话语权，年轻、有钱、有文化、有势力和有发展前途、追求时尚的人群，这批人是供职于政府机关、教科文卫单位或企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专业人士或白领人士，是拥有较高经济收入和消费投资决策能力的城市人。
与主流人群相对应的是非主流人群，按照以上标准，自然是指那些没钱、没权、文化不高的普通工人、农民、进城务工者、失学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处于其他社群所支配的社会，在社会生活上比其他社群拥有较少的控制力和主宰力，其接受教育、追求成功、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机会，远比其他社群有限。因而，相对于主流群体或强势群体而言，弱势群体往往扮演附属的角色。弱势群体通常具备以下特质：感受到强势群体的偏见、歧视、隔离等形式的不平等；在生理上或文化上不同于强势群体；每一个人无法自愿选择成为弱势群体；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强烈的族群孤立，因为当一个群体长期被歧视，其成员对此群体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且日益强烈，而对于主流社会日渐疏离甚至仇视。在我国，“弱势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名词，主要指信息的不对称、经济收入的不对称以及能力上的不对称。例如老人、孩子、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离社会的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相对偏远，而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对边缘群体有明显的歧视，他们很难进入主流文化或生活方式。当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贫困，另一特征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弱势群体的形成机制很复杂，有制度层面的原因，有历史原因，有与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原因有关。目前,我国有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城市务工的农民等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约3.5亿人。
2、对社会弱势群体有两种明显的“传媒歧视” 因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不同而在受众中产生的社会分层，是大众新闻传媒产生传媒歧视的根本原因。所谓“传媒歧视”，是指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歧视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位臵的人群。
大众传媒是重要的舆论阵地和宣传资源。在这种重新分配、复杂博弈的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出现了两种明显的“传媒歧视”：
一方面，新闻传媒热衷于炒作富翁效应、老板经济、明星绯闻、美女形象，献媚于少数上层人和富人阶层，忽视了为大多数普通人特别是穷困群体的服务责任，追求经济效益和“眼球效应”，忘记了自身所承载的社会责任。传媒资源越来越向只占人口少数的“主流人群”倾斜，反映在报刊的版面上和广播电视的频道中，那些以白领、金领、“成功人士”、“新新人类”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刊和栏目越来越多，而为平民百姓特别是农民、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工人服务的专刊和栏目却越来越少。如农民在我国人口比例中仍占80%以上，是最大的社会群体，而目前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仅187种；有报纸2000余家，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有4%。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显然处于明显的“弱势”。这种传媒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媒介接近权、知情权、话语权的公开侵害和剥夺。
另一方面，一些所谓关注民生的大众媒体，报道鸡毛蒜皮小事琐事的“市侩新闻”多、报道中媒体自身角色越位出现越俎代疱、报道内容上存在负面报道或局限于一般展示的浅表报道等。在今天大多数都市类或市民类新闻传媒中，有关弱势群体的宣传报道应该说仍占有一定比重，但他们的整体形象却常常因为媒体有意无意的扭曲而变形。大多数媒体工作人员本身就属于社会“主流人群”，有着相近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并用同样的视角看待弱势群体，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里，要么就是居高临下对弱势群体现实生活中的窘境表达一点慰抚和同情；要么就是着力渲染那些有损于弱势群体整体形象的负面报道。如进城农民工如今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在城市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外来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加快城市化步伐作出了贡献，理应得到新闻媒体的尊重和关注，但我们一些媒体对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片面侧视”，津津乐道他们中个别的犯罪、群欧、嫖娼、为讨薪跳楼自杀等负面新闻，或者在报道中使用“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盲流”等明显带有身份歧视的词语。
如何发展，在社会统治阶级那里，它都是实施意识形态统治的有力工具。这是大众传媒的阶级属性。社会控制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硬控制和软控制，前者是指社会管理部门通过法院、监狱、军队、法律规章制度等外在强力手段，形成骇人的武力威慑力，确保自身的权力地位不受动摇，维护社会安定；后者则是通过对国民意识形态的熏陶教育使其接受社会控制，形成合法性认同。显然，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软控制的作用。大众传媒的强大社会影响力能够引导民众形成社会认同，客观上能够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的运行，至少会降低恶性运行风险。
4.具有伸张正义、确保社会公正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所具有的监察和协调功能，使得大众传媒在社会中便成了市民社会的“包青天”，倾向于在社会成员遭遇不公时，介入和关注整件事情，从道德和公正的立场出发向社会弱者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发挥舆论媒体的影响力，向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不合法现象施加压力，促使不公正问题得到尽快完善的解决。目前大众传媒非常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保护、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权利等，如弱势群体、听证会等社会焦点。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援助主要包括提供新闻舆论支持、信息资源、精神激励、经济援助等形式和内容。
5.具有表达公共利益诉求的作用。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连接政治体系和社会公众的重要中介因素, 也是确保民主政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和诉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大众传媒影响公共利益选择，大众传媒往往从社会利益和道德的立场出发，对不同的社会利益选择（社会问题的代价）做出述评，这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公共利益的选择；（2）大众传媒促进利益整合，做出利益选择后，大众传媒还会引导人们对不同的利益选择进行整合；（3）大众传媒公开利益分配，这是大众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的职责所在，它会整合后的利益方配方案向社会宣传；（4）大众传媒督促利益落实，利用大众传媒的媒体监督功能督促利益方配方案的完全落实。
因此，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自立自强，有助于提升新闻媒体自身的公信力，有利于大众传媒品牌的塑造和维护
三、大众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的误区
误区一：“只要与老百姓有关都可以做新闻”。有些民生新闻节目把亲切感与肤浅泛化，有时栏目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充斥大块的版面，成了典型的“市侩新闻”。有些民生新闻题材是街头闹剧，如打架、跳楼、纠纷、自杀等等。这一段又一段火爆的街头闹剧，没有完全揭露社会本质，仅仅是“眼球”行动，通过极个别的现象，极端孤立地、片面地甚至不健康地反映生活。例如，有的人因为生活不如意，想通过自杀来解决问题，通过“跳楼”来对一些人施加压力等。对于这种类型的报道就不宜过多，这种过激的行为也不值得宣传。正面报道过少，负面报道过多，也是民生新闻中常见的问题。党的宣传政策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过多，易使受众产生不安稳感，甚至对社会失去应有的信心。 误区二：局限于浅层的反映。民生新闻固然较好地体现了“三贴近”原则，但民生新闻在“三贴近”的过程中，要注意把引导和服务统一起来。新闻记者不仅要向公众展示事件，描述冲突，还要向公众解释事件，尽可能地提供建议，引导和帮助公众。有些地方，每年夏收后农民把秸杆烧掉，常引发火灾，有的严重污染环境。媒体除批评这种现象外，还报导有的地方如何把秸杆处理成肥料，甚至加工成工艺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环境，也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这样的报道就显示出较强的引导性。
误区三：角色定位有偏差。民生新闻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发挥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加快问题的解决进程，因此，受众多了一种“找媒体比找职能部门更有效”的感觉。但是，新闻媒体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的作用仅局限于表达民意，而不能落到实现民意的层面。也就是说，只能反映问题，而不能代替行政执法，不能越俎代疱，不要向老百姓发送错误的信号。一定要把握住舆论监督的力量和尺度。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民生新闻报道的内容，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报道后，事情也未得到解决，往往不了了之，经常以“本栏目将予以关注”而结尾。长此以往，老百姓对民生新闻栏目的权威性就会产生质疑。
四、对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传播报道活动对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作用巨大。大众传媒在弱势群体报道中应当做到:
1、党委政府要加强政策支持。这是改变当前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要贯彻和落实好三贴近的报道原则,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由于党委、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全局和大局有较全面的了解,因此,通过党委和政府的指导,可以使新闻报道更加具有针对性,对于政府关注、人民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另一方面,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精神进行适当的宣传策略调整,能够更好地帮助地方新闻单位贯彻和落实“三贴近”的报道原则,充分发挥新闻传媒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维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发展方面的作用。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
2、切实实行三贴近的报道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新时期下党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贴近实际要通过贴近生活和贴近群众两个方面的落实为基础。以农民工报道为例,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以利益主体——农民工为信源,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现场,通过与农民工的交流获得信息,倾听他们的利益要求,感受他们切实利益需要,只有通过采访中的深入基层,才能为后边的写作和报道打下坚实的基础。要克服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妖魔化、戏说化的倾向。要反对高人一等地对民众的疾苦和忧患麻木不仁的偏向或作为煽情造势报道原料的恶习，以平视眼光、设身处地的情感，来报道他们的现实生存状况，报道他们生存中的坚韧和善良。对他们的弱点或问题，应该从与人为善的视角进行报道和批评。特别要注意把个别问题同他们整体的生活状况区分开，不要在报道中进一步加剧对他们的边缘化和隔离化。
3、实现话语权下放。由于话语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掌握在社会管理和精英阶层的手中,使得弱势群体报道中出现“主体错位”的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了报道视角和受众对农民工形象认知的形成。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在于话语权的下放,使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回归主体本位。当前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新闻报道中不缺乏政府部门“邀功型”的“利益实现”报道,缺乏的是真正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价值的“利益诉求型”报道。如果记者在最初进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报道时就采取一种“话语权下放”的采访策略或传媒姿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让农民工和弱势群体有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也许就不会出现“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总理在农民家中视察时才听说”的情况了——这就是新闻传媒没有履行好下情上达职能的体现。
4、加强大众传媒队伍建设，提高从业素质。大众传媒能否坚持正确的传播价值取向，能否熟练驾驭大众传媒建构社会价值观念的各种功能，能否组织投放符合受众体验心理需求的内容产品，取决于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及业务技能状况。因此，加强队伍建设是当前我国传媒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按照“政治家办报办台”的要求，加强政治素质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满腔的热情去宣传主流价值观念，去发掘和报道体现主流价值观念的先进事迹；以崇高使命感去了解、把握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清源正本，用主流价值观念引导、整合社会上不同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
5、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增强社会成员参与建构社会价值观念的自觉性。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社会成员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社会成员良好的传媒素养是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保证，可以增强传媒体验的认同效应。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成员获取信息并不困难，难的是分辨信息的价值，有效地利用信息。社会成员一旦成为有识别力的媒介使用者，便能增加其正面效果并减少负效果。社会成员通过选择高水平、可信赖的信息与娱乐来源，避免低水准、煽情的或偏颇的媒介信息，可以修正媒介内容的走向，有助于形成大众传媒正确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好氛围。
2、新媒介 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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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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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3、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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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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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4、高中读文科考不上大学出社会一点用都没有，理科生都是优先录取，文科生还得去学更多的专业技术，不公平啊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电脑相关的行业人才也越来越稀缺，就业岗位逐年增多，人才供不应求。因此从事互联网相关的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于想学的专业，就看个人的爱好和本身的素质来看，建设艺术设计，电子商务，新媒体UI设计，影视后期等等都是近两年发展很快的专业，就业前景不错。
5、你在职场中遇到过哪些不公平的对待？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是销售。我第三周开始是销冠，后面每个月都是销冠厉害到全公司只要颁奖就是我但能怎么样，第3个月晋升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两个人。
6、根据数字鸿沟理论分析新媒体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的不平等？
作为新媒体只能宣传平等的理念，让人们去接受它，作为自身并没有权利和能力去改变社会当中的不公平现象。
7、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哪个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新媒体在中国蓬勃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媒介生态的变化、生活形态的转变、社会阶层的重组、思想观念的冲击等等。究竟新媒体带给我们什么?对个人造成多大的变化?如何改变媒介生态?对中国社会又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力量?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从根源上来说，取决于人而非新媒体，即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素养与新媒体素养情况、对新媒体的认知与评价等等。惟有了解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思考新媒体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影响与意义。
本文为国家985平台项目《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大规模问卷调查的预调查成果，于2012年在上海组织了两场焦点小组访谈 ，第一组为基本学历组(高中及高中以下)，第二组为较高学历组(高中以上)，共21人参加。受访者是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包括上海本地居民、从外地移居上海的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以及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外地民工，年龄介于24到60岁之间，男女比例相当，教育程度从初中到大学，籍贯分布与上海的人口组成较为符合，来自外地的居民略多于上海本地居民。在家庭方面，三口之家占了八成，家庭人口最少两人最多四人，已婚者占了八成。虽然家庭人口差异不大，但是家庭月收入差异甚大，家庭月收入最低为2300元，最高达到25000元，之间相差超过10倍。在从事的职业方面，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等)、职员(保安、仓管等)，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离休干部与公司管理者等。
一、媒介使用情况
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四种主流媒体中，受访者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介都是网络，所有受访者都有上网经验，最长15年，最短1年，均值为8年。上网目的以信息、娱乐、交流为主，其次才是购物。虽然受访者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但是他们最信任的媒介却是电视，其次才是报纸与网络。在所拥有的新媒体设备方面，所有受访者都有可以上网的电脑，超过六成的人拥有平板电脑，超过六成人的手机可以上网，但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不到五成。在新闻渠道方面，电视与网络是受访者主要的新闻渠道，年龄较大的女性更多以电视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51岁)，而年龄较轻的男性更多以网络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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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网络为何在受访者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因为依托网络技术且便于携带的新媒体，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延伸"，它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且汇集了电视、报纸、书籍、广播等各类型媒体的内容：
1.网络即生活
受访者无论男女老少，皆离不开网络。一早起来就把电脑打开上网的人超过六成，看股市、看新闻，有的人还没起床就开始用平板电脑，甚至上厕所也继续用平板电脑，上班途中低头看手机，到了公司继续上网，于公于私，他们都离不开网络。L女士(55岁)说:"9点半上网看股市，听听里面的mp3音乐。一面放音乐，一面看股市，一面做做家务。到中午，股市没有了，就上上网，打打游戏。无聊啦，就看看新闻，在网上看看房子什么的，就这样过了一天。" X先生(29岁)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电脑开开，在电脑上看新闻……边吃早饭边看。然后有事就出去忙，比如说在外面等人或者说很无聊的时候，就掏出手机来看看新闻。" K先生(39岁说):"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钟左右醒来，在被窝里看一会iPad，大概8点钟上班，上了班基本上就会和网络有关系，一直就上网。"
2.新媒体如影随形
手机、平板电脑等随身设备使得新媒体应用更加方便，也让非电子化、数码化的传统媒体在某些情况下沦为候补媒体，例如在公司不能上网时只好看报纸，在家中不能上网时只好看电视。K先生(39岁)说:"我们家的电视是个摆设，几乎从来不看，除非老人在家，他们会看一下。" P女士(38岁)说:"我们电视已经不大开了，一般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在电脑上也都能看到。"N女士(38岁)说:"上班时间不能上网,有空就会看看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但是感觉现在的报纸好像没多大意思，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多……不太吸引人。" D先生(25岁)说:"我在单位里就看报纸，因为单位订报纸，就看，看《劳动报》，但是看的内容不多，因为有很多广告。一回到家电脑就打开了。"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网已经超出了媒介使用的概念，新媒体也已经超出媒体的范畴。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的设备发展下，新媒体成为人们接收内容的终端界面，汇流了各种媒体的内容，一个小小的新媒体设备装载了电子书、电子报、电视剧、电影等等，这或许造成了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的错觉，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新媒体"包括"了传统媒体。
3.健康也是关键因素
媒介使用受到工作、家庭、身体因素影响，其中，身体因素影响最大，特别是视力问题。手机屏幕小,需要好眼力,而平板电脑的屏幕较大且容易操作，因而成为中老年人的"新宠"。W女士(52岁)说:"没事了，就在msn上跟我女儿聊聊天，我现在就是用iPad2，随时都可以坐在那里上网……手机主要是年轻人看看，对于我们字太小了。"而在外企工作十分忙碌的Y女士(25岁)说，回到家绝对不想再看到电脑，在地铁上也无法用iPad或手机，因为会头晕。
使用新媒体与使用传统媒体相同的是受到使用者闲暇时间多寡的影响，不同的是使用者在使用新媒体时，对辐射影响健康的顾虑多于传统媒体。Q先生很少上网，因为担心影响到怀孕的太太;Y先生天天上网，因为他"上班时很空"。Y先生(55岁)说："我是物业管理，所以我上班时很空的，一上班就把电脑打开了，上班时就一直上网……如果碰到电视直播重大的事情，我还把后面的电视机打开来。"
二、媒介素养情况
本研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主要根据美国媒体素养中心(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义：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思辨的反应能力。对受访者媒介素养的情况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通过访前问卷的定量分析，二是通过焦点访谈内容的定性分析。在访前问卷中，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组织"、"新闻素养"、"刻板印象"、"媒介参与"共四道题目，焦点访谈则主要谈及受访者对媒体的认知、理解、创造、质疑与思辨能力。
1.媒介素养有待提升
统计后发现，受访者的基本媒介素养依然有待提升。他们对媒介组织有基本的认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国外的媒体不一定是由国家经营的;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的问题。受访者中有近四成的人将新闻等同于现实，以为新闻报道可以完全反映客观世界;近三成的人存在刻板印象问题，同意外地民工造成了上海的治安问题;而曾经通过媒体发表意见的人没有过半。
此外，受访者对媒体的质疑态度并不均等，且普遍相信权威。虽然他们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体都是网络，但是无论学历的高低，最信赖的媒体都是电视，认为电视新闻"比较真实"。基本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是网络，而较高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则是报纸。N女士(38岁)说: "网络上的新闻，我觉得不是全可信的。现在虚假的也挺多的，电视相对来说要真实一点。"受访者认为"官方"权威媒体还是比较可信的，且年纪轻与学历高的人有更加相信权威的倾向。W先生(25岁)说:"像一些官方的报纸肯定还是比较客观比较有权威性的。比如说像《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的一些新闻，比较权威的机构、政府部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有权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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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告素养有待加强
此外，受访者的广告素养也有待加强。访谈中，我们发现年纪轻的受访者对植入式广告的接受度非常高，不仅对无所不在的广告骚扰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是一种智慧的表现。Y女士(25岁)说："前段时间看《杜拉拉升职记》，本来就是讲办公室的事情，那如果她到茶水间拿一包立顿红茶，拿一个雀巢咖啡，这很正常，因为大家办公室就是这样的。"W先生(25岁)说: "之前一个电视剧叫《无懈可击之高手如云》，会打清扬的广告，我看得很开心，而且我去超市的时候就会走到那里去买，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做生意的人头脑都比较理智一点，但还是会受这方面的影响。还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一个选秀节目叫《快乐女生》蒙牛酸酸乳，我平时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
由于新媒体带来更多新形态的广告营销方式，例如运用电子邮件等方式携带产品消息的"病毒式营销"(viral marketing)，或以在线游戏的形式让使用者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广告信息的"广告游戏"(Advergames)等等，因此，广告素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广告素养能力的建构难度也愈来愈高，不仅对广告信息要有分辨能力，还要对广告内容与广告出现的形式具备批判能力。Robert McChesney在2002年第一次ACME会议上即提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商业化与利益导向的媒体系统，这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糟糕的事。他强调媒体素养教育不应只是告诉消费者媒体商业利益的结构，还要让他们知道媒体系统是如何与为什么运作，如此，他们才能批判并参与。
三、对新媒体的感受与评价
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媒体的评价是"说不准"(66.7%)，虽然如此，受访者对新媒体的正面评价极高，认为新媒体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即使他们也感受到新媒体犹如双刃剑，但一致认为新媒体对整体社会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所有受访者皆同意新媒体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加速社会改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发挥监督力量，促使传统媒体"说真话"。
1.新媒体传达民意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各方面的改革，虽然离"令人感到满意"还有一段距离。C女士(60岁)说:"现在国家政府也开了微博，很快就能听取民意。它还可以表达老百姓的呼声。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老百姓有意见就很快传播出去了，包不住的，而以前很多事情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些是没有办法报道的。但是离满意还很远。现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期。"
受访者虽然乐见新媒体传达民意，但他们同时认为执政者的心态更重要，因为新媒体虽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但关键在于上面听不听。Z先生(59岁)说: "这个得看媒体人肯不肯弯下腰让受众表达。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北方一个县级市的市政府网站搞了一个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满意，一个是非常满意。"
2.新媒体透明公开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透明公开，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促进传统媒体"说真话"。M先生(51岁)说:"我觉得新媒体透明度比较高，有时候把社会的不公正一面揭露出来了。新媒体比旧媒体做得好。我们老百姓只希望媒体说真话，真实地报道。我认为现在媒体还是蛮开放的，真话已经达到了70%到80%，把我的视野打开来了。"C女士(60岁)说:"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新媒体在公正公平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你透明嘛，啥事情大家都知道，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受访者期盼新媒体能像太阳一样,把一切照亮,让大家听清楚、看明白，不仅在民间发挥作用，也把政府机关摊在阳光下。Z先生(59岁)说:"我希望新媒体晒晒各级政府。举个例子，房价涨啊涨啊……开发商说我的利润率就在10%到15%，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我就看不到政府向老百姓讲清楚。"
3.新媒体是双刃剑
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满怀希望，但同时他们对新媒体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担忧，主要的担忧在于信息安全问题。W女士(52岁)说: "像我们的信息怎么他们(电话诈骗)都收集得到的呢?我们的手机号码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都是通过网络过来的，也不好。"其次，他们对未成年人依赖网络也感到担忧。Z先生(59岁)说: "我认为唯一值得担心的应该是新媒体综合征，大家离不开新媒体了。比如说上海停电三天，我估计有不少人马上要自杀去。"
四、结语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是赢者通吃吗?
新媒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访者的媒介使用与生活形态，他们明显离不开网络，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为媒介内容汇流的终端界面。虽然新媒体的使用频率已明显高于传统媒体，但是受访者对传统媒体中的电视与报纸信赖程度更高的情况，迄今尚未改变。在新闻渠道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主要收看电视新闻，而年龄较轻的男性则更多阅读网络新闻。由此看来，新媒体在媒介竞争格局中，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值得重视的是，"通过电脑看电视，通过手机读报纸"的大有人在，现阶段新媒体在设备方面(硬件)拔得头筹，但内容方面(软件)则不然。
事实上，从使用者或媒介内容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线正在消弭，因为技术的扩散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见，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并不是取代性的，而是一股融合与引领的力量，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媒体与人、媒体与社会的所有相关议题。
2.使用新媒体能提升个人的媒介素养吗?
新媒体时代，受访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知识面更宽广，但是受访者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对于媒介的参与性与广告素养也有待提升。在新媒体素养方面，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有所认知，使用时没有严重的技术障碍，并且对新媒体相关议题了如指掌;然而，他们对信息的质疑与思辨能力并不高，倾向于相信权威。在广告素养方面，虽然受访者都知道什么是植入性广告或置入性营销，但是多数受访者不以为意，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还认为这是广告商智慧的表现。可见，受访者虽然知道新媒体可以维护个人权利，但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尚未全面觉醒。
新媒体带给人们更便利的生活、更丰富的信息，并提供个人对大众发声的渠道，但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新媒体扩大了受访者的知识面，他们对各方面的议题都能侃侃而谈，但是其媒介素养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使用而得到提升。新媒体让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大众关注的社会案件)有更好的掌握，但是对于个人的媒介素养，无论是传统的媒介素养或新媒体素养，都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点需要在往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中进一步验证。
3.从中国现阶段社会来看，新媒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英国ESRC项目"虚拟社会?电子技术的社会科学" (1997-2002)的研究结果指出探讨建构虚拟社会(网络)的新科技的五个原则：第一是语境的重要性，指新科技的吸收与利用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背景;第二是不平等的假设，指对新科技的恐惧与新科技带来的风险，在社会上的散布是不均等的;第三是补充而非取代，因持续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虚拟社会不会取代真实社会;第四是愈虚拟愈真实(the more virtual, the more real)，研究结果发现在线活动与虚拟空间会修复并刺激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与空间;第五是愈全球愈本土(the more global, the more local)，反对距离已经消失的说法，因为在超越本土与推动全球的努力下，全球性已演变成依赖特定的本土经验和认同。
这五个原则或说结论在近年来得到不断的阐释与延伸，特别是第一条语境的重要性从未被推翻，可以说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的金科玉律。据此，我们重新思考新科技支撑的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如何被吸收与利用，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背景(语境)中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从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新媒体的吸收与利用还很有限，显然他们"利用"媒体或参与媒体的能力比较欠缺，且对于大众媒体的产制过程、信息与内容产制者的意图与商业利益、消费者权利等认知皆有待提升。此外，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多次听到"老百姓"、"官方"等远离公民社会的字眼，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有从这些一般居民的表述中体现出来。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受访者对新媒体的热情与赞扬之中，感受到新媒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价值。他们对新媒体的评价远高于传统媒体，认为新媒体能够促进中国媒体与社会的整体提升。虽然受访者也认同新媒体是"双刃剑"的说法，但是整体而言，他们对新媒体充满期待。因此，我们总结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由此，我们推论，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问题是这样深厚的盼望将"唤"来什么样的将来，盼望如何被满足，盼望与现实的距离，失望与社会问题等等。这些新科技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所带给一般大众的感受，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被持续关注的议题
8、你在职场中遇到过哪些不平等对待？
大学刚毕业做新媒体文案。刚来的时候连我一共三个文案，分管不同的公众号。然后我来之后一星期，一个文案被开了，于是她的工作落在我头上。这部分工作我完成度很不错，于是再没招人。当时最忙的时候晚上12点我还在家修改文案审核。然后没有加班补偿，没有调休，也没涨工资。
9、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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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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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