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趋势

1、如何应用大众传播理论去解释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现象

来自【驹】【集】【人】【才】的回答~~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
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
“新媒体”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每当一个新的传播技术诞生，“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定义就会迎来一次更新，这一定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得以稳固，直到下一次的传播技术更新。
当前，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
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特征。在此，新媒体并不单纯指向传播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是同时指向“用来交流或传达信息的制品或设备;传播或分享信息的活动和实践;围绕上述设备和实践形成的社会安排或组织形式”。换言之，即区别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新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的传播实践和社会情境。
新媒体研究所要考察的，不再仅仅是以往占据传播研究核心的生产、文本和受众等问题，而是在媒介、实践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下，新媒体能够产生哪些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独特影响，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和媒介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新媒体何以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展开的场域。

2、为什么新媒体的应用是未来营销活动的趋势？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正在不断改变着越来越多受众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传统媒体趋弱,以互联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崛起并持续推动媒介的发展和改变。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媒体产业将引领时代潮流
新媒体产业在媒体行业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新兴媒体产业所占比重已高于传统媒体产业。例如：美国十分注重把高新技术应用到文化娱乐产业中。2004年迪斯尼公司关闭了其在佛罗里达的最后一个传统手工动画室，标志着美国已经全面进入三维动画时代。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认为，2015年前后，世界将进入数字娱乐信息时代，数字娱乐在美国国内产值中将占一半的份额，新技术、新产品将使数字娱乐全面超越传统娱乐方式。日本媒体产业依托数字化信息技术，也已经完成了从早期媒体产业向现代媒体产业的转型。
（1）内容付费成为赢利热点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抖音，一些“官方号”的入驻，产生非常不错的影响力。在“后真相”时代，呈现客观事实、深度信息的报道显得格外珍贵。在新媒体产品领域亦是如此，内容的价值更加重要。
知识付费时代开启随着内容付费领域的不断拓展，知识IP和知识领袖不断涌现，短视频和音频将成为内容付费行业的主要产品形式。然而，如何确保知识付费产品的高打开率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内容付费也成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输出的一个新方式。
（2）社交化产品成为新势力

据中国数字产业数据分析：预计2020年中国社交零售用户规模达5.73亿人。随着微信生态功能的持续完善，电商各平台的激烈角逐，电商的社交化成为当前大热。拼多多、小红书、有赞、云集等社交电商模式非常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电商获取流量难的问题，通过充分挖掘用户个体和社群价值，以信任和人脉为核心有效进行商品和平台推广。
（3）智能互联加速前进

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已经由早期的概念进入产品形态，智能推荐、语音识别、智能传感器等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新闻生产和传输的各个环节，智能移动互联网正在蓄势待发。对于新媒体来讲，未来的技术发展导向必将是：万物互联，智能加速。
2、 对传统媒体产业形成冲击
移动互联网已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十分敏感的传媒业更是首当其冲。过去十年间，传统媒体已经深深陷入了“不改变,无生路”的魔咒中，一大批传统媒体纷纷倒下。但那些诞生于网络的新兴媒体仍然高歌猛进，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活力。
根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8年底的98.6%升至99.1%。可以看出，我国网民向移动端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一方面，以“移动互联”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渐成规模。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影响渐大，正在以一种新传播方式、新生活方式的“身份”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另方面，传统媒体的经营却每况愈下。以报纸为例，近年来的报纸尤其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都市类报纸的关注度、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均出现大幅下滑。央视CTR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开始，报纸即进入了下降通道，并且每年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快速下滑。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
(1) 对报纸的冲击：报纸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上网浏览阅读新闻，因为网络可以随时随地提供最新的新闻动态，省时省钱。
(2) 对广播的冲击：新媒体成了广播媒体的重要来源，而且广播节目通过新媒体这个平台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3) 对电视的冲击：对电视的冲击是最明显的，网络给受众提供了更方便更人性化的选择机会，并且网络视频主页一般都会推出近期新的电影、电视剧，人们可以直接了解电视节目或电视剧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休息时间来选择观看。

总体来说，新兴媒体产业的崛起，对传统媒体产业特别是传统媒体构成冲击是毫无疑问的，但其影响范围和程度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传统文化行业仍将继续保持活力。

3、媒介融合趋势进一步强化互联网环境下，受众获取和传播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及新媒体发展的多样化，使得媒体间的竟争更加激烈。传统媒体的弱化及新媒体快速发展促使传统媒体积极转型，同新媒体一道协同融合发展。例如，传统媒体中报纸向电子报刊、电子阅览转型网络电视机顶盒的出现实现了电视联网;网络广播的发展也使电台广播和互联网广播信息内容融合为个平台。所以说，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依旧会是主流,在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下，最终实现电视、手机、电脑的“三网合怒”，甚至是“多网合一”。
此外，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强化，还体现在网民意识形态上的融合。过去，传统媒体依托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自己的领域独立运转，媒介与媒介之间不存在也不需要融合，但随着多元化、开放化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正在逐步发生着变化，并开始接受各类不同的信息，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融合也印证着时代的变化、承载着思想的变化。
从互联网时代传播内容的宽泛性、多元性，网民圈层的多样性、丰富性也可以看出人们在思想形态上也在做着不同层次的融合。越来越多的等级性、民族性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打破，“地球村”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尽管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并正在引导着媒介市场加速地变革，但就当前及短期发展来看，传统媒体在当下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所具有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专业优势及其所拥有的全面、客观、权威性等优势使传统媒体在媒体市场上短期内仍然是主流传媒。例如，目前，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实行与新媒体融合的发展策略，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共同优势，建立了央视网络直播频道、车载直播频道和手机视频直播频道等。央视频道的许多品牌栏目都可以在电脑、手机、车载电视等设备上通过网络同步直播，既保证了节目的品质，又达到了迅速便捷的传播目的。
4、更加注重“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体验

近年来，“以用户为中心”的私人订制、个性化、情感设计化、交互式的体验成为商业服务用户的主要思维方式。约瑟夫·派恩在《体验经济》一书中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属于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经济追求用户积极的自我感受的满足，重视消费过程中用户的自我体验，主要体征表现为感官性、个性化和参与性等。用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功能性满足而是更多地开始注重心理满足。
现在，为了达到更好的商业效果和利益，“用户体验”一词已经广泛应用于需要服务客户的各行各业，如“体验式购物”“体验式营销”等。新媒体环境下，“以用户为中心”的传播方式会越来越深入到策划、设计、功能等一系列用户体验当中，如社交软件设计理念会更加人文化、情感化、圈子化，功能设计上越来越体现出“私人订制”的量身打造等，一切的打造和设计都只是为了满足受众越来越精细、敏感的需求。可以说，每一个软件APP和页面设计的升级和修改都是为了更好地迎合用户使用的个性和私密性。

5、越来越强的用户参与性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其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改变了过去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创造了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随时随地的双向传播模式。这样的传播模式导致了新媒体的开放性和参与性。而且越来越多的媒体、企业,商家开始重视受众、用户对项目或商品的参与性。
因为在新闻媒体时代，关注量越多,才越能有较大的商业价值。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将受众和传播者截然分开，受众只能作为接受者被动地接受信息。但新媒体的平等性和匿名性特征将这一界限彻底打破，接受者可以是传播者，传播者也可以是接受者。从而实现了所有人向所有人的传播模式。所以，新媒体具有极强的参与性。传统媒体为了寻求改变，也在新媒体开辟阵地，与电子商务结合，增加新的利益点。2015年和201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节目组就采用了新媒体的玩法“摇一摇”和“咻一咻”与用户互动。由此可见，“用户参与性”已成为新媒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3、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有哪些？

特点：

1、交互性较强：在新媒体时代中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受众可以自主的参与到传播系统中，交互性较强。

2、海量化信息承载功能以及信息碎片化：新媒体凭借强大的技术手段使得海量化的信息以简短精炼的形式得以存贮于平台上，信息传播较为碎片化。

3、资源的可共享性：在互联网上，例如百度文库、优酷视频是一种不限地域、行业、年龄等的资源共享平台，用户可以上传和下载互联网资源。

4、超文本、超链接的应用并提供多媒体支持：新媒体支持很多文件格式而超文本与超链接则使得网民方便快捷的使用网络资源。

5、个性化与主动性较强：网民可以主动地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内容，基本上不受时空限制，个性化极强。

6、虚拟社群化：网络社交是继网络兴起后发展起来的，是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虚拟化信息的传播环境，使用的用户构成了虚拟的社群。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3)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趋势扩展资料：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媒体是具备价值的信息载体。载体具备一定的受众，具备信息传递的时间，具备传递条件，以及具备传递受众的心理反应的空间条件。这些综合形成媒体的基本价值。这个载体本身具备其价值，加之所传递信息本身的价值，共同完成媒体存在的价值。

这个也就是媒体存在价值。即便理念上新形式上新科技进步也具备一定受众，但是媒体成本远高于受众所带来的商业效益，亦不能形成媒体的有效价值。

效应是在一定环境下，因素和结果而形成的一种因果现象。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特定效应的特性。或者说新媒体必须具备形成一种更新的效应的特性。新媒体必须具备影响特定时间内特定区内的人的视觉或听觉反映的因素，从而导致产生相应的结果。

4、如何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的变化

1．新媒体突破了国别、区域边界，实现了国际传播的跨越时空、超越疆界，即刻传递、海量传送、互动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传播特性。
在全球联网、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多媒体融合应用、零成本（或低成本）、自媒体等众多的新型技术和应用基础上，新媒体天然具有跨越时空约束的能力。借助于智能终端设备、通讯技术、新型应用，任何个体都可以变成新闻事件现场的第一报道者，将信息通过具有全球联网功能的公共信息平台迅速传播到全球。这一优势在新闻突发事件中尤为明显。
　2．强大的互动、互融性特点，强化了国际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网络媒体以其与生俱来的自媒体和全球开放的优势，将信息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可以几乎无成本的、便捷的获取和传输信息。这种优势可以完全打破传统媒体环境下弱势国家无法施展国际传播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度，只要接入网络，就可借助新媒体平台突破媒体界限，输出本国信息，放大本国声音，扩大本国影响力。
以信息技术、新型通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使媒体的影响力从区域转向全球，从新闻信息封锁转向开放的信息众筹，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转向公开开放的信息共享，可以说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缺陷。

5、论述传统媒体环境下和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有何不同?

传媒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相对主流而且易捕捉，品牌传播的触点是相对统一的；新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被完全打乱，品牌的理解和传播触点纷繁复杂，同时也让接触人群有了区分。此外，新媒体可以说是对传统媒体在传播市场上的瓜分，那品牌传播如果要做到全覆盖，当然也被瓜分了更多的板块。不过，对品牌传播而言，首先还是应该找到品牌目标群体更为信任哪个媒体的话语体系，从而在此媒体上做好传播推广，而且传播要符合此媒体的话语体系规则。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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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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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