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文化传播应该传播什么？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
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属于物质文化的内容；
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
统等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
展的水平。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
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如历史、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历法、
医药、科学技术等，都是用一定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宗教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精神文化的其他方面起着不同
的作用。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很大，
波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在
民族文化中的影响逐渐减弱。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
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民族
文化中都有剥削阶级的与被剥削阶级的两种文化，反映
着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思想和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
里，民族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文化。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的一个民族,它的节日文化丰富多才.
{燃灯节}
藏语称“葛登阿曲”，藏历十月二十五日是燃灯节。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在这天圆寂。这天晚上，寺院和俗家屋顶均要点亮无数盏灯，转经队仁川流不息，信徒们纷纷反手持的桑枝投入大昭寺前的香炉，祈祝神佛为自己带来好运，来年风调雨顺。
{驱鬼节}
藏语称之为“古突”，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这一天各地寺庙举行盛大的跳神活动，家家户户打扫卫生，驱鬼销灾，迎接新年。
{春播节}
又叫播种节、试种节，是给第一次学耕地的小牛套上轭木，试耕土地。每年正月的某一个吉祥日举行。
在春播节前三四天，各家要酿造青稞酒并给牲畜准备好装饰品。到春播节那天日出之时，由一个当年属相的妇女和几个老农民，穿上节日盛装，将准备好的茶酒、经幡、香炉带到破土耕地之处祭祀土地神、农业神，然后回村寨。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便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牵着耕畜一起来到准备开耕的那块耕地上。大家欢欢乐乐地分成几摊子，喝茶饮酒。茶酒之后，由几个男人在开耕之处烧香、竖经幡、高唱颂词、祭祀神灵，准备试耕。一般说来，每户带来一对耕牛，由该户主妇向天敬酒三次，在耕牛脑门上抹三道酥油，以示吉祥。新耕的第一犁，由当年属相的妇女撒出吉祥种子，然后开始翻耕。敬神仪式之后，还要举行跑步、角力等娱乐活动。
{阿坝藏区新年}
阿坝藏区地处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的横断山脉，现名为阿坝藏族自治州。由于此地地处交通要道，多民族杂居于此，因此阿坝藏区的新年呈现出多种文化的格局。
阿坝的藏族，可分为草地藏族和嘉绒藏族，其年节以这两地藏族最为典型。
1．草地藏民节 草地藏民节，当地又叫藏历年，是阿坝草地藏族传统的新年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举行，为期一个星期左右。
节日前，每家每户都要打扫卫生，并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太阳快要下山时，将污水、脏物一律往西边倒掉，表示让一切不吉利、不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东西随日落而消失。然后各家酿青稞就，做油饼、奶饼，准备血肠、肉肠、鲜奶子和手抓肉等节日食品。大年初一，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必须在天刚亮时起床，带上水桶到河边、井池背水，背回来的水，要放一些鲜奶子，用这种水给全家人洗脸洗手。梳洗完毕，大家兴致勃勃地玩“龙灯”，烧柏香，祝愿当年水草丰茂，牲畜肥壮，接着全家聚餐。饭前，每人必须先吃点糌粑面，表示自己是吃糌粑的人，不忘祖宗。
此地新年的头三三，村塞里的人一般不外出，大家聚集在一起观看“跳神”。“跳神”是一种宗教色彩很浓的舞蹈，参加者头戴面具，身穿法衣，在铙、钹鼓、锣、海镙等乐器伴奏下，跳一阵，休息一阵，直到将神灵鬼怪的种种情节跳完。另外，男女青年则欢天喜地地随着锣鼓、笛子、二胡等乐器的节拍歌舞。三天后，人们扶老携幼，走村串寨，彼此登门拜年祝贺。
按照当地传统习惯，节日间，姑娘们和大嫂经常结伴“抢”男子的东西吃，男人们不得表示任何不满和反抗。有的村寨的青壮年还展开“奔牛”活动，比赛时，两人相距两米左右，抬一条牦牛绳；中间作一个标记，谁将对方拉过标线为胜。夜间，村寨男女多聚集在村外，欢歌喜跳。
2．嘉绒藏区年节 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大小金川流域，自称嘉绒哇。并且依地区不同而称呼各异如汶川原瓦寺土司所属嘉绒藏族，自称为德布利，四土的则自称为“垄巴”或“垄巴布”，理县五屯的则自称为喜卡布等等，因而在嘉绒藏族中，年节文化也各放异彩。
在嘉绒藏族聚居的土司区，每年的十月十三和冬月十三要过糌粑年。早晨吃糌粑茶、肉，休息一天。第二天用荞面包糌粑肉包。第三天，也吃糌粑（平时不吃）；熬茶，一般没有酥油。并且还吃冷烧麦面饼。第四五天，送羊，熏烟祭坟。
党坝十一月十三也过年，敬奉“阿美日各”神，据说此神是一男一女。十三日晚做长饽饽，其数目依家中男子人数，饽饽上顶做双角，十三日早晨用连麸面在灶房墙上画"阿美日各"诸神像，把长角馍放在盘内敬神。另设酒、面，生一盆火，架上柏枝，枝上放馍，并撒一些面，一点猪膘，由当家人跪在神像前祷告一家老小平安，牲畜健旺，庄稼丰收。然后喝四天酒，吃猪膘、馍馍，咂酒。不出汴，不请客。
小金藏族冬月十三也过年。据说古时恶鬼（期仑布）吃人，有一老妇生有一子，三天后能吃能说。后来吃得多了，养不起，就送到山林中去捕食野兽。此孩长大后，力大无比，打死了恶鬼，群众要选他为王，国王也让位给他，他不肯，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平民，为百姓除害造福。因此每月十二日晚，二三日晚，家家以面做羊头，家里有几人就做几个，十二日晚打扫厨房卫生后供在厨房内，另以面印日月星形，放置酒内。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各家在房顶熏烟祭奠这位英雄。在嘉绒的宅垄、汗牛、丹巴等地，都在冬月十三过年，纪念他，并且，在纪念时还专门念一种经文。
3．白马山寨火把节 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尤其是在彝族中，火把节不仅盛况家前，而且被视为新年的开始。白马藏族与彝族、羌族等民族相处一地，因此其节日文化中的火把节独具一格，被视为藏族年节中的重要一支。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在白马山寨，点燃第一支火把很有讲究，要依照农历年号属相，推举最年长的阿尼（爷爷--白马藏语）承担。届时，老阿尼最先点燃火把紧跟着。众人一边跑，一边高喊着：“喔一把”。若是两寨相邻，两队火把往往向中间靠拢，并行揉杂，然后旋成一圈儿，人们就在中间载歌载舞，欢呼雀跃。
4．冕宁藏族火把节火把节是四川冕宁藏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中旬举行。据称他们正月不过新年，真正的过年节是六月的火把节。关于火把节的来历据当地传说：以前有个人六月中旬变成逆龙，并要把四山环绕之地变成大海。为了保地，大家就从早晨开始追赶逆龙，赶到天黑时就打着火把赶，最后把逆龙赶到了灌县，并把它栓在二王庙下，因怕它再作怪，便决定每年赶一次，而且一定要杀牲见血。这样年复一年，演变成现今的火把节。
火把节期间，以村寨为单位杀牛羊祭祀火神。入夜全寨的人都将自己准备的火把点燃，扔到村寨中心的晒场上，霎时间，火光冲天，十分壮观。年轻人把节前收集筛选好的朽木粉末撒到火把堆上，玩起“耍火把”的游戏。青年男女在火把节之夜对歌，跳舞，娱乐狂欢，通宵达旦。
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庄稼地转悠，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的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直到现在，点火把灭虫和蚊子，仍然是冕宁藏族防治农业病虫害和预防病行之有效的方法。
藏族年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的不同，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且在藏族年节文化中蕴含着深邃的内涵，它的系统性、多样性、喜庆气氛，充分地显示了藏民族务实求真，诚挚友爱，内聚亲合的精神和性格。
{藏族“六月六”歌舞会}
“六月六”歌舞会藏语称“周格勒柔”，顾名思义，是一种以歌舞为主的文艺盛会。有的地方尚称“周格麻则”，意为六月练兵。因为“六月六”歌舞会起源于吐蕃军队的六月练兵。据传，吐蕃时期，吐蕃军队长期驻扎在甘肃、青海，因高原上气候寒冷，就利用每年夏季的最佳时节---藏历六月进行训练军队。主要进行射箭、赛马、武术等项目，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事过境迁，这一练兵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群众性文体娱乐活动，以致成为今天所进行的“六月六”歌舞会。
每逢藏历六月，草原上牧草茂盛，牛羊肥壮，此时便举行一年一度的“六月六”歌舞会。“六月六”歌舞会一般在藏历六月六日举行，有时早几日，有时迟几日，按情况而定。歌舞会原则上进行一天，但现在一般进行两三天不等。
每当“六月六”歌舞会临近，人们就习惯地来到风景秀丽，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或选在葱郁茂盛的树林里，各自选择满意的地点，下帐房，挖锅灶，宰牛羊，安营扎寨。
歌舞会正式开始这天，男女老少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赶到会场。大家身着素日舍不得穿的镶有水獭皮边，用各色绸缎做面子的藏袍，妇女们还戴着插有各色小花的大礼帽，腰系彩色腰带，佩带着金银饰口。顿时，整个歌舞会场成了藏族服装展览会。整个会场歌声四起，一个个男女歌手无不亮亮歌喉，即中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和八九岁的小姑娘也不甘示弱。
小商贩临时搭起的商店、饭馆、小摊，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也大显身手。素日字根表的草地或寂寞的树林顿时变成了繁荣的闹市：人欢马叫，人流纵横，到处是歌声和笑声。
{雪顿节}
藏历六月底七月初，是一年一度的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雪顿节。在藏语中，“雪”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雪顿节按藏语解释，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随着历史发展，后来雪顿节的活动内容逐渐演变为以藏戏会演为主，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藏戏节”。
西藏民主改革以前每年的6月29日，各地藏剧团一早到布达拉宫向地方政府主管藏戏的“孜洽列空”报到，并进行简单的仪式表演，然后赶到罗布林卡向达赖致意，当晚返回哲蚌寺。第二天（6月30日）为哲蚌雪顿节，演一天藏戏。7月1日，由拉萨、琼结、雅砻、堆龙德庆、尼木等地的藏戏团在罗布林卡进行联合演出。7月2日至5日，再由江孜、昂仁、南木林、拉萨等藏戏团轮流各演一天。在雪顿节期间，拉萨广大市民和效区农民也穿上节日服装，带上吃喝用品，前往罗布林卡观看藏戏演出。
民主改革以后，雪顿节除了进行藏戏会演外，还有其他各专业文艺团体和业余文艺队参加演出。藏族人民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歌颂党，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改变过支单一的文艺活动方式，将文化艺术和商品展销物资交流经贸洽谈、人才交流以及体育节目融为一体，使传统的雪顿节成为一个“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广交朋友、招商引资”的既欢腾又隆重的盛大节日。
{藏历年}
藏历年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藏历年初一，男女老少，见面都要互道“扎西德勒”（吉祥如意）、“洛萨尔桑”（新年好）。新年里，孩子们燃放鞭炮，大家喝青稞酒、酥油茶，互相祝酒，尽情欢乐。城乡演唱藏戏，跳锅庄和弦子舞。在牧区，牧民们点燃熊熊篝火，通宵达旦地尽情歌舞。节日期间，民间还有角力、投掷、拔河、跑马射箭等一系列比赛活动。
传统的藏历年，是藏族人民最隆重的节日，从藏历十二月初，人们便开始准备供过年吃、穿、玩、用的东西。这时家家户户开始在水盆中浸泡青稞种子，培育青苗，藏历年初一那天，要将长了一二寸的青苗，摆于佛龛茶几之上，预祝新年粮食丰收。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家家户户准备酥油和白面，并陆续炸果子（卡赛），这是家庭主妇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卡赛”的种类很多，有耳朵状的“苦过”，有长条形的“那夏”，有大麻花似的“木东”，有圆盘状的“不鲁”，还有勺子形的“宾多”。接近新年，每家每户都要准备一个叫做“竹素琪玛”的五谷斗，斗内装满酥油拌成的糌粑、炒麦粒和人参果等食品，上面插上青稞穗、鸡冠花和酥油制作的彩花板（名叫“孜卓”），还要准备好一个彩色酥油花塑的羊头（名叫“鲁过”）。所有这些摆设，标志过去一年的收成，预祝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农牧业获得丰收。
除夕的前两天，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摆上新卡垫，贴上新年画，二十九日晚饭以前，要在打扫干净的灶房正中墙上，用干面粉撒上“八吉祥徽”；在大门上用石灰粉画象征吉祥、永恒的“卐”号；有的人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的白粉点，表示人寿粮丰。这天的晚饭，各家要吃面团土巴，叫做“古突”。这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即九（表示二十九日），“突”，即面糊羹的意思（藏话“土巴”）。这与汉族吃年夜饭的习惯一样。这一顿饭，全家围坐欢聚。土巴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石子、辣椒、木炭、羊毛等物，看看谁吃到这些东西。吃到包有石子的面团，预示将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木炭预示心黑，辣椒的嘴如刀，羊毛说明心肠软。吃到这些东西的人，都要即席吐出，引起哄堂大笑，以助除夕之兴。除夕晚上，根据各家经济条件，在佛像前摆好各种食品，准备好节日的新装。家庭主妇将煮好的“观颠”（放有红糖碎奶渣糌粑等的热青稞酒），初一早上天刚亮就送到各人被窝面前，让他们喝。
大年初一的传统习惯是家庭主妇首先起床，洗漱完毕，到井里打上第一桶水，喂饱牲畜后回屋唤醒一家人。全家人穿好新衣以后，按辈序排位坐定，长辈端来五谷斗，每人都先抓上几粒，向天上撒去，表示祭神，接着依次抓一点送进自己的嘴里。这时，长辈顺次祝“扎西德勒”，后辈总要回贺：“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幸福，预祝明年新年，全家又如此团聚欢庆”。举行了新年仪式后，便吃麦片土巴和酥油煮的人参果，接着互敬青稞酒。年初一这一天，一般是闭门欢聚，互不访问。从初二开始亲戚好友互相拜年持续三至五天。
藏历年的确定，是与藏历的使用有密切关系的。
藏历的正式使用，是在九百五十多年前，即农历丁卯年（公元一O二七年）开始的。从此，藏历的用法便沿袭下来。这种历算法，与中原文化交流者有密切关系。本来，西藏高原上的历算并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据文字记载，公元前一百多年前，西藏便有自己的历算法，当时是以月亮的圆、缺、朔、望来计算月份的，运算很简单。那时的新年初一，相当于现在的藏历十一月一日，这就是笨教历法。在山南地区，曾发现过一部历书，叫做《纺线老人月算》，这部古老的历算法，详尽地总结了当时藏族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天文历算知识。这部历算法对后来藏族地区天文历法有很大影响。
以后，随着藏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藏族历算法不断完善和发展。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进藏，带来了许多经书典籍，其中也有关于天文历算的书籍，它对藏历的完善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时，计算新年第一天的方法已从月的亮度进步到以星辰为主要依据的计算方法。例如新年的确定，是以鬼星的亮度、位置为标准。但是，仍然是以现藏历十一月一日为新年。直到现在，日喀则地区一些地方，也还按照这种推算法过年。
从宋仁宗天圣五年开始，藏历与皇历（即阴历）逐步统一，到了八思巴的萨迦王朝统治全藏时，藏历完全成熟了，过年的仪式也固定下来，一直沿袭到现在。从元朝开始，藏历确定一年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每一千日左右，便有一个闰月，用来调整月份和季节的关系。并且学用汉族农历的天干、地支计算纪年。不过，藏历把天体分为十二宫，即：白羊、双鱼、金牛、魔羯、双子、狮子、巨蟹、宝瓶、人马、室女、天蝎、天秤。用十二地支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戍狗、亥猪，配以五行：木、火、土、金、水来纪年。这与农历的纪年法相似。
藏历以十二年为一小循环，六十年为一大循环，称为一个“饶琼”，第一“饶琼”便是从公元一O二七处开始，一九八O年是第十六“饶琼”的五十四年。根据天干地支的纪年法，一九八二年农历是壬戊年，藏历称为水狗年。
2、论述传统媒体环境下和新媒体环境下的品牌传播有何不同?
传媒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相对主流而且易捕捉，品牌传播的触点是相对统一的；新媒体环境下，话语体系被完全打乱，品牌的理解和传播触点纷繁复杂，同时也让接触人群有了区分。此外，新媒体可以说是对传统媒体在传播市场上的瓜分，那品牌传播如果要做到全覆盖，当然也被瓜分了更多的板块。不过，对品牌传播而言，首先还是应该找到品牌目标群体更为信任哪个媒体的话语体系，从而在此媒体上做好传播推广，而且传播要符合此媒体的话语体系规则。
3、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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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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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4、新媒体环境中的群体传播有哪些积极作用？
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传播的目的就在于稳定、密切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协调行动，减少磨擦，维持和发展组织的生命力，疏通组织内外渠道，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其特点是：传播者以组织或团体的名义讲话；信息大多是指令性、教导性和劝服性的内容；具体活动是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传播活动有一定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