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的时代媒介管理

1、新媒体时代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发生了哪些改变

在新媒体时代来临后，用户的媒介使用的对象大多包含以下特点：

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的需求。由于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休闲时间呈现出碎片化倾向，新媒体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而生的。

2.满足随时随地地互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代媒体在传播的诉求方面走向个性表达与交流阶段。对于网络电视和手机电视而言，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

3.人们使用新媒体的目的性与选择的主动性更强。

4.媒体使用与内容选择更具个性化，导致市场细分更加充分。

2、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介的发展趋势

首先，发挥传统优势，深化拓展挖掘信息。新媒体环境下，信息泛滥又稀缺，稀缺是因为垃圾信息太多造成受众难以捕捉有用信息，传统媒体应该深化在深度报道，线索挖掘（例如微博爆料，记者取证采访），信息求证上的优势。除此之外，传统媒体要细分受众，为特定群体受众提供高质量的细分信息。
其次，积极融入新媒体，传统媒体在渠道拓展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报纸做电子报，电视做网络电视，数字电视，广播也可以上网，拓宽形式，做好渠道，传统媒体一样可以成为复合媒体。
最后，发挥新媒体与全媒体的集合品牌优势，增强媒体品牌影响力和公信力，争取做成综合性全媒体运营的大型权威媒体，为社会提供正确的议程设置和合理健康的舆论导向。
以上三大点来自扬子晚报主编讲话，内容是个人理解。

3、什么是新媒介时代？新媒介时代的特点有哪些

新媒介是网络，报纸和杂志属于旧媒介，特点就是信息传播快且广

4、新媒体的发展历程经过哪几个时代？

新媒体发展时代是相对于传统媒体发展而言的，“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媒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精英媒体、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着传播发展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5、新闻工作的职能在新媒体时代有哪些变化？

新闻工作者当下的三大困惑：
1.内容生产的独立性困惑： 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记者不再是独立于受访者和受众的个体。他们有可能在受众的期待下，产生参与事件的冲动。记者在新闻报道中难以保持中立性，甚至自己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参与、介入、影响新闻事件的发展进程。
2.媒介的管理者和生产者困惑： 在新媒体环境下记者的管理者和生产者身份开始合一，记者不仅关注内容生产还要关注内容推广和受众反馈，部分媒体也以量化考核指标作为记者的指挥棒。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记者为了更好的传播效果讨好受众，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
3.移动平台的碎片化困惑： 由于其便捷性，移动平台已成为许多人获取内容的第一来源。然而，移动媒体本身的碎片化、娱乐化特征会影响内容的完整性，社交平台更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告知和短评论，而不利于严肃、冷静的思考。
三大矛盾：
1.快速与准确的矛盾 ，动摇着新闻记者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权威感，最终可能导致这种权威感带来的对新闻职业应有的神圣感不复存在。
2.信息的量与质的矛盾 ，让新闻记者感到传播专业化受到空前挤压，这种挤压最终可能让新闻记者感到关注度的丧失，由这种丧失带来对新闻职业本身应有的传播机制丧失信心。
3.信息题材的专与杂的矛盾 ，记者感到在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专攻某一领域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让一人身兼采写编播等数职，但专业水平没有了，新闻稿件粗制滥造，新闻产品的质量下降，职业神圣感渐行渐远。
对MJC和新闻学同学而言，这三个知识点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最近几年考新闻大题，大都是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变迁。

这是比较专业性质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到你

感谢采纳

6、互联网时代下，企业如何做好新媒体运营布局

先说官方媒体：

央视。互联网产品：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央视新闻砸了上千万做移动，这些钱可以做一个网站了。

人民日报。产品：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微博，微信。客户端的广告都打到地铁上了。

新华社。产品：新华网，新华社微博，微信，客户端。新华社做的比较低调，但客户端，微信做的都很好。

这三家媒体，客户端跟传统的电视，报纸分开，为另一个系统，有独立的记者，编辑。所以权威性也不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纸质版。前几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的批评豆瓣评分的事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漏洞非常明显的文章，人民日报纸质版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人民日报评论部后来发的这个东西就能看出来。

另外多说一句，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不代表人民日报立场，侠客岛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什么？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海外网”，跟人民日报是分开运营的，权威性还不如人民网。所以，大家要了解中央精神，还是以人民日报纸质版为准。

效果：放几张微博的图。

看转发量和评论就知道影响力了。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在微博领域，和新浪自己运营的号，头条新闻，几乎是微博上媒体的三巨头。

另外，吐槽一下人民日报微博。

2月17日人民日报 微博：倡议：更多客户端把弹窗用于寻人、打拐等民生领域，赋予寻人更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技术红利，解救出更多陷于悲剧的家庭，让人间奇迹变成巷陌寻常。转起！ 。

顺便看看@人民日报 最近7条微博，又祭出鸡汤+收藏+快捷键+转起。共有991条微博有“转起” 。

以上是微博上的影响力。网站，微信，客户端也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微信阅读量。当然，其中有很多硬新闻，也有很多鸡汤类。。。当时传播量依然很广。足见，官媒在大家心中的分量还是很足的。

7、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看看这个论文对你是否有帮助，谢谢！

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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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