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公共管理变革

1、新媒体时代企业的公共关系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引入我国以来，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以后，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舆论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都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从2003年的“网络舆论年”、2006年的“网络暴力”到2008年的“网络监督”，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网络结合手机成为最强舆论载体。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矛盾凸显期，作为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表现形式的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而有效的工具，与各类突发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舆论超强磁场。与此同时，新媒体舆论关注的议题正在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新媒体舆论主流化、政治化、现实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钟瑛、余秀才对1998—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研究后发现，48%的网络舆论事件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33%源于网络媒体，4%源自手机，15%各类媒体同时报道 ；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发生的频率呈波浪式不断上扬的态势（个别年份除外）；涉及的阶层以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约占整体的30% ；涉及的事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约占整个案例的39% ；从各类媒体对事件发展的影响看，网络媒体主导事件发展的案例有80起，占50%，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14起，占9%，多种媒体共同起作用的66起，占41%。 ［2］这份研究报告进一步表明：新媒体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负面舆论的主要载体，新媒体舆论指涉的重点是政府机关及其行政行为，新媒体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主要舆论力量。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新媒体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搭建了便捷通畅的平台和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利于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下的政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权力运行置于“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之下，“以权利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寻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利于政府了解民情、掌握民意、集中民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有利于群众畅所欲言，渲泄情绪，抒解怨气，及时反映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缓解社会压力，发挥“排气阀”和“预警器”作用，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政府吸纳自下而上的推力，弥补现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足，推动公共事件的解决，形成推动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利于政府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宣传大政方针，推行政令，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新媒体引发的舆论的空前活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非理性和情绪性舆论的弥漫，各种虚假信息、网络暴力、攻击漫骂、谣言充塞网络，政府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挑战。

挑战之一 ：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危害意识形态安全。新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技术平台，很容易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腐朽文化传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锋和舆论斗争的新阵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放言 ：“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办法了。”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借助国内重大政治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热点问题等机会，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矛盾，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团结，挑动民族分裂，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企图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2009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广东韶关发生的“6•26”社会治安事件，借助网络和手机进行炒作，制造了乌鲁木齐“7•5”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又竭力污蔑我打击暴力犯罪是压制“民主”、“自由”和“人权”，煽动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和仇视，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为他们的分裂活动大造舆论。近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以侵犯言论自由为名攻击我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正常管理，却无视自身对网络不断强化的管理和控制。借助新媒体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挑战之二 ：损害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机。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无法得到公众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甚至难以为继。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人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中”，极易滋生诸如浮躁、失衡、焦虑、空虚、郁闷、偏激等不良心态。如果这种社新媒体时代政府面临的舆论挑战及应对策略会心态得不到有效引导，往往会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绪化舆论，从政府及其官员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据统计，网上有关监督类舆论85%是针对政府、公务员的略带“攻击性”的负面舆论。一旦政府及官员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一些网络事件如“周久耕事件”、“邓玉娇事件”、“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微博开房案”等原本是个别官员的问题，但经过“人肉搜索”、炒作等途径事件被夸大和泛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挑战之三 ：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舆论领域的秩序较为混乱。互联网的发展已步入Web2.0时代。相对传统媒体将信息以垂直方式传输给予目标受众，Web2.0应用程序则旨在“水平”地传输信息，即从原来的“点对面”变为“多点对多点”。Web2.0 时代是“用户创造内容”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即时通讯、电子公告牌、博客播客微博客、网络社区等平台发布信息，为舆论设置议题。新媒体消解了国家对媒体的绝对控制以及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使传统的“把关人”作用弱化以致丧失，导致舆论的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传统的舆论引导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失灵，而新的引导模式又未建立，形成了舆论引导空白环节，舆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社会舆论分散、网络色情泛滥、隐私披露、谣言增多导致妖言惑众、偏激和非理性、谩骂与攻击、群体盲从与冲动、国外文化入侵等问题相继出现。［3］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失控、失范现象，造成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混乱，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和隐患。

挑战之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危害公共管理秩序。凭借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微博等载体，新媒体舆论已具备社会动员效应，“组织化”、“落地化”成为现实，网上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影响，特别是病毒式传播的情绪舆论极具感染力和煽动性，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大声势，引发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政府为了处理这些事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影响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滥用，导致诸如“网上审判”、“网上罢官”等极端个案的出现，干扰了社会秩序，影响了政府权力的正常行使。在这些网络事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批“网络水军”，他们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经常别出心裁地策划、“制造”轰动话题，或者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深入挖掘”、“推波助澜”，推动事件不断发酵、放大，直到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其危害性尤为严重。

挑战之五 ：干部素质同新媒体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普遍存在“网络恐惧”心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主参与度、信息公开度越来越高，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许多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同程度的存在“网络恐惧”心理。人民论坛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 ：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官员缺乏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少网络群体性事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的不当处置造成的。如何提高同媒体、特别是同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新媒体时代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2、公共管理职能的历史演变

一、传统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
（一）东方传统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
在东方的传统农业社会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简单的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以及由众多小家庭组成的村庄。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而严密的官僚组织和强大的军队、警察，形成了“集权”、“王权”式的管理。在统治集团的关系上是官僚组织、军队和警察向帝王个人负责，地方向中央负责的体制。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臣民的关系上则表现为：第一，村庄成了一个不受政府系统直接控制的社会和臣民的基层自治组织，政府不直接干预村庄的生产和生活；反过来，村庄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制约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主体。第二，政府通过控制奴隶主、大地主集团来控制全体臣民。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表现为对奴隶主、地主、自耕农和工商业者的管理，而不与奴隶、佃农等发生直接的联系。这种管理方式反映在公共管理职能的发挥上就形成了对社会中间层次（奴隶主和地主）的管理。第三，简单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公共管理职能比较单一，主要是征收赋税、劳役和兵役等。
（二）西方传统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
（1）古希腊时期。此时期公共管理职能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相互交错，造成了社会事务国家化和国家事务社会化；第二，由于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结果缩小了政府专门职能的范围；第三，政府职能中的阶级统治职能更多地被社会服务职能所取代；第四，政府的松散的社会化服务特点使得国家没有建构控制社会的庞大的政府组织系统。
（2）古罗马时期。该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并出于军事扩张和国内社会稳定的需要，公共管理职能中以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最为突出。
（3）领主制时期。封建领主制下的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政府阶级统治职能以中央分权、地方集权的双重形式来体现；第二，政府的大部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地方化，中央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很有限；第三，政府管理过程中是民主与专制相结合。
（4）地主制时期。此时期的公共管理职能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得到了强化；第二，政府的社会平衡职能是以体制化的形式出现的，即通过等级会议，来平衡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第三，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完全是排他性的，只为统治阶级服务。
二、现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演进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这一时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体现出了两个方面的特点：①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守夜人”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即国家）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②奉行“管事最少，政府最好”的主张。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依靠“无形的手”（市场）来调节引导社会经济及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较少。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把国家干预经济作为一种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5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都推行了国有化、经济计划化，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措施此伏彼起，资本主义经济在政府的有力作用下出现了20年的繁荣，被誉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出两个特点：①强化了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专政镇压职能大大加强，民主职能则有所削弱。②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均扩大和加强。
（三）新自由主义兴盛时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之后，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遭受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新的更加复杂的经济问题又出现。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停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相互交织且同时并存的现象，进入了所谓的“停滞膨胀”时期。这种“滞胀”现象意味着“政府失败”，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产生疑虑，动摇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雄踞20多年的理论宝座，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实现经济自由化的观念重新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应运而生。
（四）“第三条道路”时期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如上所述，在新自由主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经济而积极地进行了职能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摆脱“滞胀”的困境。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开始受到冷落，许多国家重新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场新的经济衰退袭来，西方各国政府在衰退面前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已失去效用，使他们认识到非进行新的改革和调整不可。当今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体现出如下特点：①政府政治职能中的暴力职能相对减弱，而保持社会稳定的调节职能趋于加强。如政府通过与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来达到平衡，吸收民众参与管理等。②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以此作为公共管理职能的重点。这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特点，走向了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政府奉行“尽可能一市场，必要时一国家”的原则，在充分发挥“无形的手”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强调利用“有形的手”（政府）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3）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步扩大。对于诸如就业、住宅、交通、人口控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以及一些投资大、见效慢、私人组织无力或不愿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等，政府均加以研究解决。
三、我国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和发展
（一）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原因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根本原因。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它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经济基础进行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决定了公共管理职能必然要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2）国家统治集团政治路线的变化。这是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直接原因。公共管理职能代表着国家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向，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着公共管理职能的性质，同时又通过公共管理职能的履行表现出来。因此，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直接决定公共管理职能的性质和内容。例如，我国在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于是，在公共管理职能方面就强化了阶级统治职能；在此以后，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就强化了服务与社会管理职能。由此可知，公共管理职能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包括职能作用方向的调整、职能体系内部各要素作用力度的强弱，都必须与社会政治路线统一起来。
（3）社会各种客观情势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有：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②社会公共事务数量上的增多与内容上的日趋复杂。③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公民自主意识的强弱。④公共管理主体的认识水平和管理经验。⑤社会突发事件的出现。
（二）我国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历史轨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由于国家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尚未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之当时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比较尖锐，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以政治统治为主。随着政权的巩固，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特别是随着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体系急剧膨胀，以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普遍建立为标志，最终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以及以此相适应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首当其冲地涉及到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包括如何使政府与社会适当分权，使社会充满活力；如何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国营企业变成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等。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政府概括能力，指出各级政府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这是我们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81年前后，我国广大农村陆续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后，又以法律形式正式废除了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重塑农村乡镇政府，实行了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分离，这是我国政府特别是乡、县政府公共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突破。接着，改革从农村转向了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积极进行了企业改革试点；以打破条块分割为目的，扩大中心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对原来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和调整。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了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和减少直接控制的原则，把改革引向了深入。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使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经济基础的这一系列变革，必然要求包括政府管理体制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与之相配套、相适应，从而促使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进行调整与转变。
（三）我国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内容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主要内容包括：职能重点的转变、职能方式的转变及职能关系的转变。
1.职能重心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想路线长期占据着党和国家的统治地位，在长达近30年中，在公共管理职能方面，一直是重政治统治职能，轻社会管理职能；重阶级斗争，轻经济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工作重点进行了转移，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过去的重政治统治职能，转变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职能。从而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重心的根本转变。
2.实现职能方式的转变
为适应公共管理职能重心的转变，我国政府在实现职能的方式上也进行了转变。主要体现为：
（1）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2）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3）由重视计划、排斥市场转向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
3.职能关系的转变
职能关系问题涉及到由谁来行使何种职能以及管理主体之间职责权限的划分问题。
（1）理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关系。
（2）理顺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关系。
（3）理顺政企关系。
（4）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3、浅谈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 毕业论文怎么写？

一份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的论文，仅供参考。 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城市公共交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城市交通的现状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公共汽车、电车占主体,承担了城市80%以上的客运量。从一些城市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些城市的轨道交通筹建速度在明显加快,但是由于投资巨大,总的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城市要形成以大众运量轨道交通为主的综合运输体系,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就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大城市的交通客运量还是以地面常规公共交通为主要运输方式。职称论文发表中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而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滞后于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为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明确了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但由于财政体制、经营机制、管理水平以及道路通行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具体情况如下: (1)城市交通设施与城市交通需求严重失衡。虽然我国一直在致力于城市交通设施的建设,但其建设速度远远滞后于机动车辆和交通流量的增长。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交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我国机动车交通已成为城市主要的大气污染源和噪声污染源。 (3)混行交通状况加剧交通拥挤。我国城市的道路交通拥挤程度大大高于同等机动车拥有水平的国外城市。大量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不仅造成了道路交通复杂化,增加了管理难度,而且降低了原本薄弱的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影响了车辆和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益,增大了使用者的负担。 (4)公交企业普遍亏损,缺少科学合理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交企业无疑应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又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还必须体现社会效益。尽管政府给予公交企业以减免税费等许多优惠政策,但由于体制改革带来诸多问题,企业本身经营管理不善,再加上缺少科学合理的财政补贴机制,这使得公交企业普遍亏损。 (5)发展缺少法律、法规的保障。在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依赖政府机关的协调和行政干预,无法可依的现象影响了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 (6)结构不合理。缺乏中长距离出行的快速交通工具,减少了公交车的吸引力。 (7)公共交通发展不充分。所谓公共交通占主体,其承担的出行比例至少应在40%以上。而我国大城市目前公交承担的客流比重很低,一般在10~20%,现实与需要差距很大。 (8)交通管理手段落后。 1.2 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也随之增加,进而出行人口数量也急剧上升。“乘车难”及交通设施的不足,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不完善。尽管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公交的优势,制约了公交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低。目前,在一些大城市中尽管实施了一系列公交优化的政策,而公交的运输量也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仍然很低。一些城市公交不但没有成为城市客运交通主体,而且公交的比例还呈下降的趋势。 (2)公交服务水平低。主要表现为:速度慢,乘车换乘不方便,路线不合理,密度低,甚至有些地方存在公交盲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道路面积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交通量的增长速度。 (3)公交服务水平差。公共交通低水准的服务质量常成为乘客投诉与媒体曝光的对象,直接影响其承担的客运比例。公共交通低水准的服务质量常常表现为乘坐公交车耗时太长、舒适性差、安全事故多、公交乘务人员服务质量差。 (4)公交基础设施缺乏统一规划。城市公共交通线网构成主要以公交枢纽站为依托,实现点与点的连接。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统一规划,特别是在旧城市改造和新区开发时没有把公交设施配套纳入统一规划,给交通营运、管理和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5)公共交通网络规划不合理。“发展公共交通”与“保持主要道路通畅”是城市交通工作者的两大目标。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公共车辆的投放量日益加大,乘车难的矛盾有所缓解,行车难的矛盾却日益突出。特别是大巴列车化、中小巴频繁靠停,形成动态瓶颈,严重影响了主要道路的交通秩序。 2 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的途径 城市公共交通对居民的生活有着很大影响,公共交通必须以方便居民出行为目的,并兼顾公交企业效益。因此,针对目前城市公共交通出现的主要问题,采取以下措施: 2.1 公共交通线路的优化 城市公共交通最终的服务对象是城市出行居民,即公交乘客。要想建立合理的公交线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公交乘客的心理、出行行为进行调查研究,以进一步确定公交最优线路模型的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参考国内外的大量数据,并结合我国城市的特点,在对城市公共交通线网进行优化时,必须考虑以下一些因素:(1)为更多乘客提供服务;(2)使全体乘客总出行时间最短,减少换乘次数;(3)使路线的效率最大;(4)保证良好的可达性,尤其是要减少公交乘客的步行距离;(5)扩展公交服务范围,减少公交盲区。 2.2 采用先进的公交智能调度技术 随着城市居民出行量的增加,城市公共交通越来越不能满足出行需求。要想使公共交通能够发挥最大的优势,从根本上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单单依靠公交线路的优化和增加道路设施远远不够,为此必须同时引进先进的城市公交管理技术,如可以引入先进的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方法。该系统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建立适合我国公交企业的调度优化系统。这方面主要研究的是适合我国公交企业的调度优化系统模式、各种新技术,例如车辆自动定位技术等与调度优化系统相结合的可能性、以及基于公交线路流量的线路配车数技术模型。目前,我国公交企业的总体技术手段落后,新的公交运营调度技术,例如车辆自动定位技术、乘客自动技术等,基本上没有应用。 2.3 发展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体系 大运量快速交通工具速度快、运量大、耗能低、污染少,并且可靠、准时、舒适、安全,但它需要专用道路,处于封闭状态,目前我国城市无论从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完善的快速交通体系,因此建立我国城市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可考虑按如下三个阶段依次实施,即:设立公共汽车专用道;发展公共汽车列车;开辟轨道交通。 2.4 建立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开展响应需求服务 智能公共交通系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与外部有关部门(如交管)协调衔接的基础上,着眼于改善公交乘客的信息服务;改善公交公司营运调度与企业管理;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提高其营运效率,降低其营运成本;建立电子付费系统。响应需求是一种新型的公交运营模式,其特点是:无固定运行时刻表、路线及汽车停靠站,乘客享受门到门的运输服务,是一种机动灵活而且效率较高的公交运营模式。 2.5 财政补偿 对于公共交通企业政策性亏损应予以财政补偿,具体措施如下:(1)制定《公共交通法》,依法为公共交通发展提供专向资金;(2)建立专门的公共交通专向资金发放与监管机构及公交企业政策性补偿额的评估体系,对政策性补偿额进行核算、发放、审计与监管,确保公共交通专向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是指利用轨道作为车辆导向的运输方式,并以客运为主。包括有轨电车、地铁、轻轨交通、单轨交通和市郊铁路5种子系统。轨道交通是现代化都市的标志之一。如在特大城市可采用地铁和轻轨方式。地铁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时、能耗少、无污染排放、占地面积少等诸多优点。地铁单向车道小时输送能力可达3万~6万人次,高居于各种交通方式之首;平均运行速度40~60km/h;行驶于地下,不受外界干扰,是乘客出行准点保证率最大的交通方式。但是地铁造价很高,以我国目前已修建的情况来看,平均每公里6亿~8亿元,比其它轨道交通方式高2~3倍。根据地铁的技术经济特点,主要适用经济较发达,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高且客源充足、具有强大客流方向的城市市区和近郊区,可成为城市交通网络的主干线和大通道。职称论文发表中心 轻轨是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客运能力为每小时1万~3万人次,介于地铁和公共汽车之间,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中量客运技术填补了空白。轻轨包括地面、地下和高架三种。运行速度30~40km/h,最大坡度为6%。轻轨的造价1~1.5亿元/km,约为地铁的1/3~1/4。根据上述功能轻轨主要适用范围在单向小时1万~3万人次的城区和郊区。在大中城市,可采用地面轻轨、高架轻轨、有轨电车、市郊铁路。在山城和沿海城市,由于单轨对地形要求不高,爬坡能力较强,是该类地区轨道交通的最佳选择。

4、公共管理学该看哪些书籍啊?

公共管理学硕士该看书籍，可以参考一下以下的列表。

公共管理硕士是以公共管理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法律硕士学位教育已成为文科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

公共管理硕士(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缩写为MPA)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管理人才。要求毕业生成为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熟悉具体公共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公共管理学是一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体系。

5、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怎么样

学院简介：
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2003年，设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政治学与行政学5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点各1个，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学院现有研究中心7个、公共管理综合实验室1个、社会工作实训室1个、云南省高等学校名师工作室1个和教学实践基地17个。学院在校学生1479人，其中本科生802人，硕士研究生677人。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院现有教职工52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9人；博士及在读博士23人（其中博士后4人、在读博士5人），占全院教师总数的44％；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0%以上。现有“云南省教育改革与发展优秀教师”1名，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教师1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1名，“云南省高校教学名师”1名，昆明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1名。
学院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部、主编教材5部、论文集6部；获纵向科研项目58项和横向科研项目18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8项、中国博士后基金1项；获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64项，其中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学院人才培养成绩斐然。长期以来，学院秉承“明德为公，求知躬行”的院训和“人至贤、学至精、业至远”的院风，坚持以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与时俱进的复合应用型经世致用人才为目标，以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根本，按照“入主流、出特色”的基本要求，遵循“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强技能”的基本思路，以“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为切入点，以校级特色专业试点建设为契机，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来，学院本科生大学英语过级率、考研率和就业率明显上升，先后有学生400多人次获得各类校级、省级奖励，90多人次获得省级奖励。2014年本科生就业率达97.07%，在全校名列前茅，166人次获得各类校级奖励，9人次获得省级奖励，34人次获得国家级奖励。我院第十二届“挑战杯”作品《大学生学习心理障碍研究——以昆明五所高校为例》获全国三等奖、省级金奖，全国口语测评大赛一等奖，CCTV全国希望之星英语大赛云南赛区一等奖，“善行100”爱心包裹劝募活动获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100•圆梦六一”活动“爱心团体”称号等；舞台剧《爱艾》获全省高校禁毒防艾舞台剧创作表演大赛活动一等奖、最佳导演奖，“关怀I do”禁毒防艾志愿服务队获云南省大中专院校优秀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志愿服务队评选活动二等奖，云南省首届微博大赛获省级二等奖1项、校级二等奖1项，《心巢流服务公司》、《行无疆有限责任公司》分获省级铜奖、优秀奖，3个班级获得“省级优秀班集体”，1个团队被评为“省级优秀社会实践服务队”，学院多次被学校评为“就业工作先进单位”等。
学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院先后同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泰国东方大学、印度尼西亚Jenderal Soedirman 大学等国外高校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2012年8月，我院与泰国东方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在昆明成功举办以“变革时代的危机管理”为主题的第一届公共管理国际学术会议；2013年5月，我院与泰国东方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在泰国成功举办以“区域变革时代的公共管理”为主题的第二届公共管理国际学术会议；2014年8月，我院与印度尼西亚Jenderal Soedirman 大学成功举办以“公共管理区域合作：新挑战新机遇”为主题的第三届公共管理国际学术会议。
我院学生举办的社会实践活动多次被人民网、新华网、云南网、云南电视台、《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和宣传。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公共管理学院致力于“和谐公管、诚信公管、责任公管、价值公管、快乐公管”的建设目标，通过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公共管理学院必将成为一所管理规范、科研突出、学风优良、办学特色鲜明，在云南有优势和特色，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学研究型学院，并逐步发展成为云南省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摇篮，在职公务员培训基地和政府决策咨询中心，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

6、新媒体环境对公共关系管理提出了哪些措施

随着网络、移动设备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渗透，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沟通渠道给企业的公关关系环境与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讨论了企业公关所面临的新媒体环境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企业公共关系策略，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关系活动，提高企业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关能力。

7、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分析我国现行的养老制度

给您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意义与方向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妨碍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不能有效发挥社会互济功能，也不能有效应对养老保险面临的财务困境。因此应藉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重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新年伊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启动的消息。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推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破除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全覆盖，人人皆有保障，才是改革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

一、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成复杂、模式多样，分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两大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又分为企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两种，共计有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农民工四种养老保障模式。这些养老保障模式费用来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独立，缺乏衔接，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点。“碎片化”的制度设计，无助于体现公平公正，妨碍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不能有效发挥养老保险的社会互济功能，也不能有效应对养老保险面临的财务困境，革弊图新已呈必然之势。

(一)“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导致待遇差距。

至上个世纪90年代，企业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则未列入改革范围，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从而形成了养老资金来源上的“双轨制”。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一般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8％，养老金与当地社会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挂钩：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费用是由国家和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养老金标准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核计发放。养老金的缴费和发放体制上存在的“双轨制”，导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差距逐渐拉开，退休前收入基本相当的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退休后的收入差距可能相差两倍甚至更多。事业单位职工特别是公务员养老被视为“游离”于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而享受另一种“超稳定”、“超水平”养老方式的特殊群体。处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边缘的农民工养老，由于缴费门槛高、跨区域转移难及15年的缴费年限等政策限制，一直存在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等现实问题，实际上根本起不到养老的作用。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保的农民工2416万人，只占在城镇就业的2.3亿农民工的17％。

(二)“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淤塞了社会成员的职业流动。

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公务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上的差别，不仅导致了他们退休后的待遇差距，还在相当程度上淤塞了这两类职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企业职工调到机关或事业单位，已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无法衔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到企业，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没有来源，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并加剧了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职业壁垒，严重妨碍了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如果要离开，由于没有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没有个人养老保险金积累，原本退休后可以领取的退休金又没有了，明智的选择当然是留在行政单位不动；公务员选择离开和退出原来工作单位，同样意味着他将失去将来的养老保障；由于涉及相关人员的养老保障问题，政府机构在辞退公务员问题上顾忌重重，导致公务员退出机制不畅，形成公务员管理中“只进不出”的格局。

(三)“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将使“城保”陷入财务困境。

由于一些企业缴费不足和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我国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平衡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首先，由于传统养老体制没有提供资金积累，现行城市养老保险体制不得不面临着庞大的资金缺口难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情况，2005年我国城市养老金缺口2.5万亿元，在未来30年时间里将达到6万亿元。

其次，在养老金缺口严重存在的情况下，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只好挪用个人账户积累来填补养老金缺口，因此从一开始，新体制就面临着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并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重。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达8000亿元。

再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总人口的8.1％，2020年达到11.2％，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人，占总人口的22％。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我国社会的养老负担将大大加重。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出现最早且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上海2007年“城保”制度赡养比为1.48:1，致使当年基金收支缺口达50亿元。

二、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方向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为重构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契机，应藉此打破城乡界限和职业界限，跨越户籍制度的藩篱，建立基于国民身份的单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为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奠定基础，也为2020年实现“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有助于进一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公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应该没有身份的差异，无论是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还是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或是农民工，各人均应承担相同的自缴比例，到期均可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养老标准。建立统一制度、统一规则的全国“大一统”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实现城乡全面覆盖、人人皆有保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养老保障体系，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需求，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其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才是解决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问题的根本之策。有媒体报道，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动因是财政负担问题。若仅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作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将成为“头痛医头”的改革，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降低到企业水平，而公务员养老改革却不纳入改革的范畴，必将增加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的阻力。将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公务员养老改革、农民工养老改革分而治之，我国养老制度的“碎片化”将从“二元”演变为“三元”“四元”，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将更加严峻。

(二)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比重。

实行全国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基本养老金的标准问题。在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方案中，因提出“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按照企业模式计发”，就引发了是“提高企业养老金水平”还是“降低事业单位养老金水平”的争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农民工也纳入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制度体系，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给付的差距似乎更难以平衡。按照原有城镇待遇标准，农民居民养老金收入显然提高，但是来自于农民的缴费收入必然十分有限，制度财务必然是不可持续的；降低原有城镇待遇标准，使得全体参保人员退休的待遇水平在中间取齐，农民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适当提高，城镇居民退休收入却大幅下降。突破这一瓶颈的重要途径是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比重。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加强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作用，尤其是加大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比重和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

我国也需要对养老保险体系进行结构调整，进一步缩减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同时赋予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以更大的责任。根据我国现实和国际经验，可以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目标替代率由目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58.5％降低为20％，略高于社会救济的水平但能够保障退休职工最低的基本生活，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养老保险的门槛，有利于推动广大农民工加入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目标；而农民工的加入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的大幅度提高，又有利于解决城镇劳动入口比例下降和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财务困境。在适当的时候，基本养老的责任可以全部由政府承担，国家给每一个退休的老人发一份吃饭的钱，真正实现“社会统筹国民化”。

(三)大力发展企业(职业)补偿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的显然不是降低养老金水平，而是调整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养老金待遇的结构，将原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部分责任转移出来，由其他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来承担。为了弥补统一制度后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下降，必须大力发展企业(职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尤其是企业(职业)年金。实际上，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中都提倡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但是，由于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属于自愿性的，缺乏相关政策规范，因此其覆盖面和规模还很小，发展缓慢。

做大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一是将缩减基本养老保险后企事业减少的缴费比例增加到“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中；二是将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部分剥离出来，合并到“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中，使扩大后的企业(职业)补充保险，达到养老金替代率的40％～60％左右。最终形成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为主体、辅之以一定的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养老保险新体系。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和累积制，每个人拥有一个社会保障账号，具有便携性，有利于劳动力在不同职业和地区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在待遇给付上，在企事业和个人缴费与未来受益之间建立密切的精算联系，在设定的封顶线之下，较高的费基便可获得较高的退休金，可以体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如此一个各得其所、多缴多得、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职业)补充养老制度，可以激发企事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对企事业而言，企业(职业)补充养老保险也是增强凝聚力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提高职工对企事业的归属感，促进企事业提高经济效益。

8、怎么理解治理变革孕育了公共管理？

因为在治理变革中，公共管理应该是放在首一位的。公共管理也是 治理工作的一部分。治理变革也包括公共管理的变革。

9、谈谈你对视听新媒体的变革前沿的新形态和新业态的认识

随着技术的进步，视听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媒介形态、业务模式和内容供应都会日益丰富多样，视听新媒体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
网络环境将不断优化。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的优化，互联网的带宽将得到大幅度提高，视听新媒体业务发展面临的带宽瓶颈将得到明显缓解。
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大。视听新媒体的产业规模即将步入高速发展期。据预测，2011年中国网络视频的收入将达到30亿元，比2010年增长50%。2012年公共视听载体收入将超过100亿元，年均增长20%左右。而且，三网融合试点全面启动后，IP电视的用户规模将稳步扩大，手机电视用户规模将快速增长，互联网电视市场将形成规模，盈利模式也更加多样。
发展环境将更加完善。视听新媒体作为新生事物、新兴产业，其发展环境将日益完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些都将为视听新媒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主管视听新媒体业务的行政部门，广电总局已成立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专门负责视听新媒体业务的规划发展和行业管理，视听新媒体发展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完善。在视听新媒体产业内部，产业合作将更加广泛深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走向新繁荣。

10、新媒介运用在公共管理中，可发挥哪些优势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媒介即信息”，媒介对于人们的影响和渗透无处不在。在信息和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危机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那些突发、大范围的公共危机事件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回顾这些年我们国家发生的公共危机:98年的特大洪涝、03年的非典、05年的禽流感、以及2008年的雪灾、汶川大地震,一场场灾难到现在还历历在目。这一切的公共危机事件都是政府、公众、媒体等诸多方面都必须面对的。公共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同样也对各大媒体提出了挑战。政府如何利用媒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体沟通环境,从而很好的解决公共危机和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这是当前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所关心的重要话题。
二、公共危机及媒体的概念界定
1·公共危机。即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公共性危机根本在于其公共性,其中当事人是一定区域内的危机侵害的所有公民。公共性危机涉及的范围很广,极易引起社会的普遍恐慌。因此,能否很好的处理好这些公共危机,直接决定了政府执政能力好坏。
所谓公共危机管理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
2·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是由信号、声音、文字、图像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组合而成的面对大众的传播信息的媒介。媒体的内容则应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确保其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传统的四大媒体分别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新媒介环境。新媒介是相对于传统媒介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有新兴出现的传播方式都属于新媒介的范畴。在现阶段，新媒介主要包括手机媒体、IP电视、BBS（网络论坛）、聊天工具（QQ、MSN等）、博客、播客等。由这些媒介所组成的传播环境即新媒介环境。
三、媒介在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作用：缓解危机与形成良性的社会舆论
媒体是一切社会信息借以公开扩散的手段和载体。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工具，是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是社会监督的瞭望者。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能够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在阶级社会中，新闻媒体反映舆论不是“有闻必录”，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什么多报道，什么少报道，如何报道，如何加以分析和评论，都会把舆论引向某种特定的方向。正是由于媒体的这种功能，社会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媒体就承担着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于此同时，新闻媒体是舆论的载体和放大器，某种舆论一旦载入新闻媒体，便会传播天下。鉴于以上功能，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时对公共危机的缓解和政府危机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者格伯纳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STORY-TELLER）”,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MELTING-POT）,在这个意义层面，现代媒介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AL ARMS）.
四、新媒介环境下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特点
（1）信息传播迅速
新媒介环境下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成本经济，传播程序高效，潜在传播主体数量众多且分散在各处。在公共危机来临的时候，通过新媒介发布信息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传统媒介。更为重要的是，草根主体传播的速度又超越了官方传播主体。这种速度，体现在信息的发布上，也体现在信息的扩散上。
案例：汶川地震。
（2）信息传播全面与多元
公共危机蕴含的信息量极大，传统媒介虽然拥有优秀的记者群，有高质量的信源，但在信源总量和丰富性上远不如新媒介，再加上版面或播出时间的限制，把关制度的限制，大量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是在新媒介环境下进行传播的。新媒介环境下信源分布广泛，以巨大的互联网空间和丰富的传播渠道为平台，他们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发布更为全面。除了转发传统媒体和官方媒体的信息外，很多信息属于原创。
案例：“7·13广西靖西群体事件”中，当地百姓通过博客上传的视频、通过博客或论坛发布的消息是人们了解这次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截至7月18日晚10点，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关于这次事件的博客文章总数超过上千篇。
而手机、网络聊天工具除了可以发布消息外，更因其超强的互动性成为了各种信息转发的平台，各种新媒介的相互交叉使得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在把关制度比较松散的新媒介环境中，大量信源提供的海量信息中存在着各种视角，信息本身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呈多元状态。
案例：在此次“7·13广西靖西群体事件”发生后，铝厂污染等话题在新媒介环境下都有相当的人群予以关注，当他们在传播、分析、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又带有自身的意志，于是在新媒介环境中就形成了以各种视角看各种问题的多元化现象。
（3）流言滋生，谣言肆虐
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根据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的理论，R=I*A.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的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根据对流言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新媒介环境是滋生流言的土壤，因为：公共危机蕴含的信息量极高，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人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关信息；传统媒体由于采编能力、报道篇幅和把关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发布有关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在某种层面上造成了正规传播渠道的缺失；在新媒介环境中，信源很大程度上的匿名性和免责性造成了发布信息的随意，很多信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表明观点的证据往往具有煽动力却经不起推敲。
五、现阶段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与媒体应对困境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及讯息正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已成为多数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人们“身体的延伸”。[1]以美国为例，水门事件让尼克松总统下台，拉链门事件让克林顿总统遭到弹劾，白宫与其他各级政府既注重借助媒体的威力宣扬政绩，又时时注意防止媒体泄漏有损他们形象和威信的“机密”。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也越来越介入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很多政府官员可以说是和媒体“形影不离”。到了办公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看报纸;进了家门，不管早晚，都会看一眼报纸，扫一眼电视新闻，大到国际时局，小到街巷市容。政府官员通过媒体来学习时政、解读形势、了解动态，还通过它来发布新闻、动员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然而随着媒体重要作用的发挥及其权力的扩张，媒体开始让政府官员对它“爱恨交加”。说“爱”它，因为工作需要它，离不开它;说“恨”它，因为媒体越来越“不听话”，经常让官员“出丑”、“难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可以宣传工作的业绩和“亮点”，也可以暴露工作的不足和“软肋”;它既能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也会忙中添乱、雪上加霜。可以说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媒体这样让政府官员感到复杂和棘手。一个在中国官场广为流传的俗话，“防火防盗防小报”，生动地揭示了这个独特的社会现象。特别在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媒体由于职业性质所驱使，急于报道，造成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滞后的尴尬局面。
政府与媒体出现的权力博弈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媒体责任意识的缺失，是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不负责任的新闻传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倾向:小报小刊的“去喉舌化”、地方干部被“妖魔化”、媒体情绪的“民粹化”、对改革成果的“虚无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进行公共管理时对媒体采取的不恰当的方式，构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社会生活变了，政府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时也必须作出调整和应对。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领导仍然抱着旧思维不放。他们对付媒体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躲、吵、告、怨。躲是躲记者;吵是吵报道不实;告是告媒体侵权;怨是怨宣传部门管理不力。
案例：2003年夏天，SARS肆虐中国，原国家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相继辞职。2005年底，吉林化工厂爆炸引发松花江流域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引咎辞职的原因并非是对危机事故本身负直接责任，而是未能及时向媒体进行发布，对相关信息捂、盖、压，导致了公众恐慌，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三年内，因为未能及时发布危机信息，应对媒体不当，让三位正部级干部辞职，这在建国以来是空前的。可见，不只是贪污腐败、失职渎职能够结束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不懂媒体，不善于应对舆论，也能够带来严重的后果。三位正部级领导干部的辞职，对个人是一种仕途上的挫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无疑也是一种伤害。2001年发生在南京的冠生园事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中秋节前，南京冠生园用陈馅翻炒后再制成月饼出售的事件被中央媒体披露曝光。刚开始，企业千方百计地隐瞒事实的真相，没有正确地面对媒体，承认错误，而是以“旧馅做月饼在行业内是普遍现象”这个理由进行搪塞和狡辩，结果是企业遭受灭顶之灾。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的新闻和舆论，已经不仅仅关涉媒体，它正在演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提高政府应对媒体的能力，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六、应对媒体的方法与态度
应对媒体需要哪些策略和方法?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事前热，事后冷”。所谓事前热，是指事前敏感，发布在前，沟通在前。所谓事后冷，就是指遇到媒体炒作要冷处理，主动和媒体沟通，不要立足于争是非，而是要注意降温，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具体包括六种应对方法。
1•政府主动为媒体设置新闻议程:用议程计划来主动引导记者。媒体在传播中的显性功能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的。它的提出者伯纳德•科恩就认为:“在多数的时间，报界在告诉人民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13]也就是说: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着重报道什么，简单报道什么，直接影响受众。故此，媒体自己可以对报道取向进行“把关”。这样，政府应对媒体，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政府引导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说，把媒体议程变为政府议程的一部分。因此，应对媒体的首要方略，就是设置“政府新闻议程”。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社会控制就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达到社会性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14]由此可见，就本质而言，“政府新闻议程”可以说是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关于“政府新闻议程设置”的定义，应该包括下面几点: (1)“政府新闻议程设置”的内容应为执政者所要向公众说明的、需要引起公众关注的政策、公共信息、影响公众生活的政府行为、决策等。(2)“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必须通过大众媒体才能实现，没有大众传媒这一传播渠道，“政府新闻议程设置”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局限于政府内部运作的“政府议程”，无法达到主导舆论、影响民意的目的。(3)“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必须遵循大众传播规律和新闻规律，从而使其区别于政府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日常“政府议程”。(4)有效的“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应该是以下三者的有机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政府要通过新闻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设置”成为公众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达到主导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形成有利于政府执政、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每年或者定期组织新闻议程的规划设计。比如，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新闻发言人全年要发布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树立什么样的政府或者部门形象;哪些政策可能需要事前预案;如何定期和媒体进行沟通联谊等等。
2•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把信息主动“喂”给记者。近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新闻发言人的任务就是围绕重大政策、突发公共事件、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发布会，发布信息，解读政策，透明决策，引导舆论，起到沟通大众、服务大局的作用。通过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有效、及时地借助媒体实施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突破点[15]。新闻发布实践最大的效果就是:政府声音在前，引领记者舆论，彻底改变了过去记者舆论在前，政府被动弥补在后，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的状况，真正使记者围着政府转。做好新闻发布，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如果不可能公开全部的信息，那就尽可能、尽早地公开那些能够公布的信息。
3•新闻预案:把周密的解释留给记者。公共政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政策出台是最敏感的，也是媒体最热衷寻找的新闻来源。但是，同样一个政策，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地方之下，往往会有大相径庭的反映。如果不作出周密的具有针对性的解释、补充，好的公共政策会被误解、甚至被歪曲。当误解的情绪一旦与媒体的某一敏感神经相触碰而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媒体自己也失去了加以控制的力量。事后的解释、澄清、更正，不管是媒体，还是地方部门，都是苍白无力的。事前的预备、功课、方案，才是最主动的，最有力度的。
4•横向沟通:把换位思维传递给记者。对于地方来说，媒体的构成是相对复杂的。有中央和部省属媒体的驻在机构，有自身管辖的媒体。可以说，这个结构是扁平化的，不是金字塔形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面对这样的格局，单靠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横向的联系方式，借助地区新闻单位联席会议、通气会等形式，定期向媒体通报中心工作，交流感情，加强共识;定期开展新闻业务交流，互通有无，促使媒体换位思维，理解地方、部门开展工作的难处和实际情况，以此打破行政隶属的界限，用横向的互动、协调的手段，来形成媒体的合力。
5•批评见面:把不同声音展示给记者。如果舆论监督是采取直接上报纸、上电视的方式，那么公正的做法应该是给双方当事人公平的说话机会。应当鼓励记者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应当推广一种“批评稿与当事人见面”的做法，要求批评性报道刊发之前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种方法，有利于编审的把关，因为记者在采访中，难免会陷入采访对象的情境，先入为主。当然，是否刊发，并不以当事人的意见来取舍，只是以此达到兼听则明的目的，杜绝不实报道和虚假新闻。
5•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善待媒体。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才能使媒体成为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应对媒体的态度，就是善待二字。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1）•理解新闻。善待媒体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新闻的功能，遵循新闻工作的规律，特别是理解新闻和宣传的联系与区别。过去，新闻和宣传被视为一回事，而现在，新闻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多元化，除了作为影响舆论的主渠道，新闻也兼顾市场、产业。因此，管理宣传和管理新闻是两码事。国务院网站的最新资料中，对宣传部的翻译不再是Propaganda，而是Publici-ty（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英文版)http: //english. gov. cn/.）。这两个词汇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灌输、宣传、铺天盖地的重复，后者强调公开、引导、公关。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变化:这是面对新时期媒体变化的主动应对。已经有学者就宣传和新闻的区别进行了概括。[17]实际情况是，管宣传必然要管新闻，但是如果仍然用过去管宣传的方法来管现在的新闻，那无疑是刻舟求剑，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因此政府必须深刻理解新闻所担负的新的功能，理解新闻和宣传的差别，认识当代新闻媒体的特点，在新闻工作中认真遵循新闻规律。
2）•尊重记者。善待媒体必须落实到尊重记者上。其实，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社会大众，对记者这个群体都存在着一些误解:有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把持着话语权，惹不起;有人一叶障目，因为一些个别的例子就把全体记者想象成为吃拿卡要的群体。实际上，记者从事的是一种艰辛的职业。现在的记者既要当好喉舌，又要承担舆论监督;既要面对挑剔的受众，又要考虑广告收入。面对如此多的责任，生理心理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记者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记者既是挑战者，更是工作伙伴。尊重记者的报道权就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尊重记者的工作就是遵循公共管理的规律。
3）•宽容舆论。宽容舆论，就是要支持舆论监督，容许媒体对政府工作的不足、缺漏进行批评。当媒体和政府的看法一致时，善待媒体并不难。当媒体发布了一些与政府部门的想法、看法不尽相同的新闻信息时，当媒体承担监督职能对政府的工作失误予以曝光时，特别是批评报道与事实不尽相同时，政府官员是否还能换位思考，遵循新闻的规律?是否还能尊重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利?是否还能肯定他们的成绩，谅解他们的过失?这对各级政府、每个领导干部都是一种考验。要以理解的心态来面对那些进行舆论监督时有差错的记者，要以宽厚的心态来面对那些有过报道失误的媒体。因为工作的差错是难免的，舆论监督度的把握是有难度的。每个政府官员都必须有这样的雅量。
4）•服务媒体。善待媒体的具体行动，就是服务媒体。宣传部门主管媒体，应该有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为中心工作服务，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为人民群众服务，做老百姓的知音;为新闻媒体服务，做新闻单位的后勤;为宣传文化部门服务，做基层的娘家。如果说组织部是党员干部之家，宣传部就应该成为媒体记者之家。各级党委、政府，都应该参与服务、主动服务。服务就是尽一切可能为媒体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媒体的事业产业发展，需要地方和部门的关心、支持;媒体举办或承办一些大型活动，需要地方和部门的配合;媒体组织重大或深度报道，需要地方、部门的联络、协调和安排;媒体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一些急、难等特殊事情，需要地方和部门的全力支持、协调和配合。只有用服务赢得了媒体的心，媒体才觉得他们被“善待”了，政府才能赢得舆论。有时态度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