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的汉语新闻英译研究

1、青年与社会的目录·2014年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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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一些英语专业考研有哪些的选择方向

英语专业在研究生阶段一般划分为3个主要方向(硕士点)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其中，文学以感性知识(文学评论等)为主，适合文科背景较强的考生跨专业报考;语言学以理性的理论知识为主，与各学科结合紧密，文理科背景的考生都适合跨专业报考;翻译介于二者之间，既需要理论知识又需要对语言的感性认识和实践，除专业翻译领域之外，还是比较适合对文字有感悟力的文科考生报考。英语专业考研是针对报考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考生而进行的，要区别与普通考研英语。考核科目为：政治、基础英语(分值150分)综合英语或专业课(分值150分)以及第二外语(分值100)共四门。
英语专业一直是招生大户和就业热门，是大学扩招过程中招生人数增长最多的专业之一。在此提醒考生，在报考学校之前，考生除了要考虑自己的理想和兴趣外，还要综合考虑自己的能力、实力和知识结构，这就需要考生更加关注自己所青睐的院校，必要时可咨询老师，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和方向。
1.语言学
语言学规律并没有想象中深奥，这里所说的语言学一般指英语语言学，当然英语专业学生考汉语语言学、日语语言学、德语语言学等也是可行的，这就得看考生的第二外语水平。绝大部分招收英语专业研究生的院校都开设有英语语言学方向，从其分支来看，包括语用学研究、英语语法研究、句法学、语义学、语音学、音系学、形态学、修辞学等;语言学的研究同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并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把语言学的理论引进到语言教学中又形成了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此外还包括对语言和文化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
就业发展前景：虽然语言学属于基本理论的研究，读书、做研究、写论文是最正统的出路，但是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适当地调适、转向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比如英语语法研究可以向比较高层次的笔译转向，修辞学研究可以向文学研究甚至文学作品翻译转向，如果想向教师方向发展，考生平时应加强英语教学法知识的掌握和教学技能的训练。
2.文学
文学方向实际上包含很多小方向，最主要的是英美文学，此外还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翻译等。全国绝大部分招收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校一般都开设英美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认识、比较，很多院校把这一专业开设在文学院而非外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包含很多理论问题，如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写作手法、文学流派、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以及艺术特色等，进一步还有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本质和特征以及文学语言的基本概况、文艺批评思潮等，主要内容有英美文学史、英美小说、文艺理论等。
就业发展前景：学习文学没有捷径，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在学习文学相关理论(如美学、文艺学、文学史等)之余就是大量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这种阅读同一般人的课外阅读差别很大，有时甚至会很艰苦。文学方向就业在英语各方向里面情况中等，所以学习文学一定要真正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文学领悟能力。
3.翻译学
近年来，翻译学也发生了分化，不仅有“翻译学”方向，还有细化的口译、笔译、文学翻译、同声传译等很多方向。中国八大外语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天津外国语学院、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开设有专门的翻译方向，其他的院校翻译属于小类别，包含在语言文学里面，一般选择对应的导师才会进入翻译方向。翻译学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功底要求比较高，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会有高强度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训练。不同的学校差别很大，一些办学实力偏弱的学校主要强调翻译史与翻译理论，但是一些重点学校特别是外语院校比较强调应用人才的培养，特别强调实践能力。
就业发展前景：翻译方向硕士生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是提高个人专业能力，包括反应能力、变通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向高级翻译人才发展，主要是成为一些大型活动、会议的翻译人才;一是听说读写并重，扩大知识面，有选择地学习教育、外事、外贸、科技翻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涉外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向专门型应用型人才发展;一是个性化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和英语运用能力后，再精通某个特长领域，如文学、电影、时尚等，成为有一定底蕴的笔译人才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4.英美文化研究
英美文化研究主要研究英国、美国的传统及现代文化，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领域。不同学校的名称和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有的院校方向名称为英语国家文化研究，这就不仅限于英美两个国家。国内英语界对英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探讨英美文化对于英语语言学习的关系;将体现在语言中的英美文化现象与中国文化现象进行对比与比较。
就业发展前景：有些学校从导师的研究兴趣和学生的就业角度考虑，研究比较国家发展、民族文化之类的内容，这个需要考生仔细打听。
5.新兴方向和特殊方向
近几来，一些学校根据科研力量的状况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如南京大学的双语词典研究，研究词典学本身的理论，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在词典学中的应用研究等，从某种角度看这从属于语言学;上海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院校的计算语言学，主要是语言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向;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跨文化交际，主要是研究中外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3、申请香港中文大学 传媒类 研究生 如何申请

你好。首先你得基本条件还是可以申请中文大学的研究生的，基本情况也不错，不过建议你专现在要属准备雅思。

如果你想申请中文大学，你一定要上他们的官网看看有什么专业，有没有自己心仪的专业和课程。如果有的话，最好事先联系授课教授，跟他进行学术交流。

中文大学最基本的材料有：
1、官方认可的成绩单（涵盖各个课程的学分、成绩与绩点与每一学年的绩点）；
2、校方的 Transcript Submit成绩单；
3、两封推荐信(有官方表格）
4、大学英语六级（雅思、托福）成绩影本
5、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影本
6、个人陈述
7、当然每个专业也许还有额外的要求，你可以登录网站看看。

具体流程：
1、选专业
2、联系教授
3、准备文书
4、准备英语成绩
5、等待今年11月份，先是网上申请，会有一个申请号
6、然后再递交纸质资料去学部。

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过程是很需要时间。有什么不明白可以继续问我。希望对你有帮助。

4、如何评价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

看看这个论文对你是否有帮助，谢谢！

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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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5、单月谈是什么？

中国媒体——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成倍放大。
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因民主的发展备受关注。
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人民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
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中痛苦挣扎。
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部分媒体以讹传讹的推波助澜下，致使海南的蕉农损失惨重，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条假新闻，对媒体人而言，也许只需敲几下键盘，却会在一瞬间造成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恶果。
在市场经济和现存的媒体经营管理体制下, 媒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建设的理由。我们不能让经济利益腐蚀媒体的“话语权”，那是自掘坟墓！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
那么，中国媒体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为媒体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一个睿智且负责任的媒体，总会体察民意、顺应潮流，总会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研判时局走势，总会提出关键命题、做出核心引领。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长远发展之道。
媒体应是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作为社会公器，它反映民意，传达民众声音，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媒体的生存依赖公众的支持。因此，不管媒体发展到哪个层次，其核心都应是民本取向，是民生情怀，是民权代言。媒体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所在，它应该向公众传递民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柯勒律治（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汪洋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 还应以其正确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应该正确传递各方声音，起到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作用；应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承者的功效；应该继承、扬弃、整合和创造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提升民族文化的层次和品位。
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需要智慧的、合情理的舆论引导，更要合法和合乎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媒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成了我国收容制度的废除；对黑砖窑事件的揭露，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非法用工风暴……这一切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功效。媒体监督也推动了政府的制度建设不断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媒体监督还是反腐的利剑。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从网民予以曝光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只用了短短11天，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等问题经媒体披露后，最终在公众的关注下得以查处。
社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建构。媒体是号，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媒体是剑，为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媒体是手术刀，割除社会毒瘤、医治社会痼疾。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具有媒体性质的发布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参与到媒体建设中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坚决反对以反“媒体审判”之名，行抵制舆论监督之实的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力，无疑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媒体自身更要做好自律。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媒体未来和国家未来。
力戒“口惠民生2009-10-13 13:08“民生”这几年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分外响亮的“主题词”。政府出台“民生政策”之密集，媒体推出“民生话题”之深入，百姓关注“民生热点”之强烈，可谓前所未有。
如何使每一级政府的惠民之举，托起每一个百姓的幸福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结待解。走进基层，常常遇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

民生是个“筐”。看一看各地在抵抗金融危机中，接连推出的刺激内需的大手笔，看一看基层在跟进产业转移中，争相展示的招商引资的新路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有多少是紧密呼应民众迫切需求的民生项目？生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投资究竟占了多少比重？一些地方向上汇报、对外宣传时，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重视”，竟然把“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基础设施投资都算作了民生工程。笔者记得当年采访过的南昌一位老市长讲过：现在的城市建设，一谈民生就是大广场、大戏院、大运动场，其实，平头百姓一年能进去几次？而背街小巷的路道，市民上班，上学，买菜，一天就得走几个来回，又有多少官员放在心上？

民生是个“秀”。“有粉搽在脸上”，这是许多官员的共通心态。就谈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忙于撤并村庄，洗脚上楼，简单地将城市样式照搬进来，靠近路边的建筑，还要涂脂抹粉，配上白墙红顶。老百姓的谋生之道、生产方式还没有改变，就急于要在一个早上颠覆农民既有的居住文明和生活方式。于此，官员们有了迎接上级领导检查时差的“盆景”，有了自己表功炫耀的“面子”，甚至还有了其中房地产开发的“实惠”，老百姓却尝到了难言的苦果。

多少惠农工程，因为作秀，最后成了浪费工程、瞎折腾工程。

民生是个“痛”。……

——为何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引起广泛共鸣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当他用铿锵豪迈的语言讲到“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持久的掌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三个“不”坚定有力、掷地有声，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始终不渝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也以最寻常、最朴实的百姓话语，深刻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感悟和成功实践的宝贵经验，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如何理解“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虽然只是短短的九个字，却言简意赅，内涵丰富。特别是其中的“不折腾”，如何把这个易于意会却难以言表的中文词汇翻译成外文成了一道难题，一时难倒了国外媒体记者和翻译们。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译文，但都很难准确表达它本身的意义。于是有人干脆把“不折腾”的汉语拼音“buzheteng”用于英译，有人甚至预言，它将成为一个新的英文词汇收入英文词典。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词汇。“不动摇”，主要指始终不渝地坚持一种立场、观点，体现了人们为实现一定的既定目标而表现出的坚定信念和果敢行动；“不懈怠”，主要指对工作、事业尽心竭力，不松懈懒惰，体现了人们为实现一定的既定目标而表现出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折腾”，主要指做事情、干事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按规律办事，不能反复无常、翻来覆去、做无用功，体现了人们为实现一定的既定目标而表现出的一种自觉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特定场合，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景的时候，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有其深刻意义的，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包含着睿智的人生哲理，蕴涵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是对我们党执政兴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思考。
这里强调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是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来讲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最根本的就是指党和国家的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走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之所以能够发生历史性变化，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除此之外，任何一条路对中国来说都是根本走不通的。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30多年来我们始终一以贯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奋发进取，战胜各种挑战，排除各种干扰，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1984年，邓小平同志曾就办好经济特区的情况到广东等地视察，一天散步时爬上中山市的罗三妹山，下山时，引路的同志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同志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寥寥数语，显示出他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如今在他当年走过的崎岖小路的石头上镌刻着这句话。3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绝不能开历史倒车，不能再走老路。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历史与现实就能明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能有什么前途呢？又有谁愿意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呢？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苏联解体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为什么一个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曾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一个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一夜之间”瓦解了？最根本的就是它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要看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者是统一的整体，不能割裂理解，造成误读。正如许多学者所言，“不动摇”是立场，是方向，也是前提和关键；“不懈怠”、“不折腾”所要求的，是在“不动摇”的前提下，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用什么样的方法思路朝着既定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是说可以安于现状、消极守成，不是说不鼓励人们去闯、去探索、去开拓。要进一步开创改革开放事业新局面，就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与“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要求并不矛盾。我们不能错误理解“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以致被束缚住手脚，被压制住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敢“闯”、不敢“试”、不敢“冒”。

◆为什么要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看完展览，我深深地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自豪。”这是一位观众在参观完《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览后的留言。展览全面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展览2007年10月在军事博物馆开展以来，已经吸引了数百万人次参观。《复兴之路》主题展览，生动反映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也诠释了为什么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深刻内涵。
“长夜难明赤县天”，回望100多年前的中国大地，封建统治风雨飘摇、大小官员颟顸懈怠，饱受内忧外患的“折腾”。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受尽了列强宰割、内乱频仍之苦。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历史证明这些道路都走不通。历尽千辛万苦，中国人民终于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吃过苦头：有些正确的没有坚持下来，动摇了；有些错误的没有坚决抵制，折腾了。一个时期，“左”的思想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当世界许多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加快发展的时候，我国却陷入了十年内乱之中，耽误了发展的宝贵时光。深刻的历史教训昭示我们，国家要进步，人民要富强，就一定要认准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胆识和创造智慧，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30多年来，我们也曾遭遇到重重困难挫折，承受过种种风险考验，然而，在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
回顾历史，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艰辛探索，6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让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这条道路，延续并从根本上发展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期盼和追求，凝结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地坚持。
展望未来，中国正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邓小平曾经说过，发展的机遇对中国来说并不多，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当前，虽然我们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要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继续保持我国良好的发展态势，关键是绝不能动摇、绝不能懈怠、绝不能折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怎样才能切实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会显示出10余万条相关信息，尤其是“不折腾”一词，如果单独搜索居然有100多万条相关信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广泛认同和热切期望。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作为一个完整的理念，说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但在实践中怎样才能切实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呢？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最重要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归结起来就是举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条道路、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主心骨。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进一步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当前，特别要把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宣传摆在突出位置，结合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走科学发展之路。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的幸福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又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并为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坚持、一以贯之，任何时候都绝不动摇。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必须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记“两个务必”，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加深,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可能增多的情况下，更要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大局，为克服当前困难、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必须排除各种干扰。改革开放越深入，矛盾和问题会越多，争论和阻力也会越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应对，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心无旁骛的坚定信念，不因闲言碎语而分神，不因阻力和干扰而退却，坚定不移地、积极进取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奋斗。
“坚持不折腾，中国才能赢。”这是一位网友对人民网相关报道的留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祖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力量。方向已经确定，道路已经指明。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就一定能排除干扰、凝聚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功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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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网络新媒体议程设置与民主机制建设批评

杨状振

2008年11月18日11:09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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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研究了新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所引发的巨大变革，并对其作为意见生产机制的连续议程设置功能及民主虚幻性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新媒体；民主；生产机制；文化批评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新媒体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此模式下，借助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新媒体似乎已经成为民主货币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俨然可以为社会大众孕育出一个“直接享有电子民主的年代”①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使用这些技术革新吗？还是仅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术真的落实了，我们是不是就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呢？”②

新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见生产和反馈机制是以对技术的熟知和对其作用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与一厢情愿的民主乌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个新媒体世界的事实上并不是为数最多的广大受众，而只是数量极少的技术精英。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远未终结，以科技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基因源的思维逻辑也不可能在瞬间发生转变，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贝马斯称为“专家统制（technocracy）”的现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以专家主义为表征的专家统制现象，最重要的蕴涵就是将科技的创造、修饰和诠释权，收归了少数专家所有，特别是经由他们所组成的专业团体（诸如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各个专业学科、各类专业性的学会）所垄断。对一般人而言，专家统制高度体系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运作机构，使得其所外衍的社会效应，变得无以抗拒，也难以颠覆，转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国商业部电讯与信息局在《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次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数码沟”概念，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在新技术传播条件下，它们正引发着信息劣势阶层的产生和新的社会不公。③ 对于以新媒体为解决意见机制生产不畅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忽视了受众能够平等地传播和“接收”信息（何况事实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够平等地“接受”信息这个事实。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养、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使用动机，都会让使用新媒体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点和辨识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种微观的兴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较相近的人群或社区里，信息的传播—接受才可能顺利完成，数码沟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缩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吸纳性知识结构和相关知识积累的人，相比普通民众是更容易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专家的，他们的知识优势建构了他们在新媒体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的意见生产暨传达机制是单向输出、话语权被严格掌控在媒体（含管理者）一方的话，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只不过是让话语权转渡给了技术官僚和专业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诠释的那样，躲在“超级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背后的主要结构性力量仍然是经济，而经济势力也同样决定了大众主流文化的“浅表性”特征。④ 当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新媒体建构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而殊难成为真切的现实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新媒体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传统媒体的拓宽与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对英国的新媒体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新媒体并没有很好地为政治和民主服务”。因为种种证据表明，“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参与网上社区的人数逐渐下降，而社区内少数精英逐渐成为核心，主宰了社区的议程”。⑤ 这也说明新媒体本身和任何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样，并不会为民主模式的构建和政治观念的革新进步提供自发的思想土壤和技术支持，人们对其参与的层级和领域所存在着的社会性差别，并不能仅靠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转。说到底，新媒体的出现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提供了一个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从媒介内部运作过程来看，在传统媒介那里，引领和控制社会舆论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公众设置媒介议程，并以此架构公众的认知空间和参与热点——尽管很多时候，这些议程并不真正就是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和受众最需要了解和关心的问题，媒体报道也并不能与真实生活很好地一一对应，——新媒体同样保留了这一点。事实上，由于新媒体起步阶段在传播内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内容上的合作和议程设置上的联动，在思维定势和结构布排上自觉不自觉地向其效行并看齐，从而势不可免地要带上传统媒体的价值观念与意志倾向。这一现象，随着新旧媒体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监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一旦有了议程设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协议默契，势必就会有权力“遮蔽”现象的产生——无论这个权力来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来自信息知识或专业技术领域。如果新媒体所传递的仍然只是传统媒体已经传递过的东西，那么即使“重新传递”的过程与方式，会带来短暂的惊喜与赞叹，可从推进意见生产民主机制建设的本质层面上来讲，它又会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讲，新媒体真的让信息实现了彻底地自由传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民主真的来临了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当受众真的可以随意拉取信息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潜意识中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议程框架，在其中当然是快意地删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兴趣的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本身不感兴趣的内容，却未必就是事实上不重要或不应该关心的内容。世界传播学先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学路线⑥ 下，曾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现象提出过“场理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行为（或生活空间）就是人和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函数，它会随着个体和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B=f（P·E）”公式（f表示函数，P表示生命个体，E则表示外在环境）。⑦ 无论在任何社会形态当中，基于历史传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识体认，都是形成一个国家与民族伦理内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备条件。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由于个体化作为思想意识的社会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体”意味对整个社会运转结构理路的渗透，维系社会整合的共识体认，在某个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被架空的可能。受众在传统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产生的社会公共事务参与性，在这种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几近于零。当阅读什么内容的权力完全交到受众手中时，由缺乏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而引发的小群体思维模式，在宏观意识淡薄而互动性又极强的传播情况下，就会将受众逐步引导到群体意识极端化发展的路子上去，小群体思维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见就会呈现出指数式放大趋势，并最终将意见机制的生产导向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强制注意或极权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小群体思维出现、形成并传播，那么言论市场必将被割裂，而割裂的结果就是大众社会的共识被破坏，民主进程被延搁和悬置。

人类不可能利用传播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历史的偶然性，新媒体必然要重复与现代性有关的一切特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原有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空间。尽管新媒体有可能促进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层化建制的鸿沟，但同时也存在着扩大社群集团分化和信息社会参与能力落差的危险。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抑或存在缺陷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加强，都并非不可能出现的白日梦幻，而是风险巨大的潜在力量。在新媒体网络技术时代，“下层阶级”已变为一个需要重新定义和检讨的词语，如媒介批评家格雷姆·伯顿所说的那样，“在网络时代，这一概念是指那些无法获得新技术——从而也无法获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质生活的机会——的人群。”⑧ 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民主的重建吗？不会！“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标极度混乱，技术不会塑造价值，技术也不会产生理想……”⑨ 无论新媒体的发展是否为社会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总是取决于宏观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而不是媒体传播手段的单纯变革。

“没有视觉的局限，就没有心灵的形象；没有某种的盲目，就不会有可以持守的表象”。⑩ 新媒体精确制导式的传播世界不但将基于不确定传播的实在世界划分为了精确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线或无线的传输网络为人们构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围墙。无论就社会制度，还是就心理状态，因应新生秩序进行规范与调整，打破“蜗居人生”和民主神话趋势盲目流行的状态，都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相对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批评家卡斯特的观点才最具有历史的辩证性和通过实践检验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对新媒体二元对立式的直线式理解模式，而是从更为细微的层面和维度，探究了新媒体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他看来，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加强了文化资本、社会等级和差异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新的媒介平台使得边缘观点、边缘人群和边缘生活，拥有了和社会主流公众之间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为双方之间找寻到了增进了解和去除误会的新的意见表达机制和讨论平台。（11） 而这，或许才是新媒体带给社会民主进程的真正礼物。

注释：

1、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2、约翰·帕夫里克：《新媒体技术：文化和商业前景》，周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3、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的初步检验》，载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5、同上，第237页。

6、即完形心理学，1912年发源于德国，该理论主张在观察现象的经验时要保持现象的本来面目和整体观念，反对将其析解为独立封闭的原子构造主义式的单个感觉元素，同时它也反对完全以物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纯客观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张。

7、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8、格雷姆·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页。

9、李永刚，《互联网络与民主的前景》，载陈卫星主编《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2001年版，第111页。

10、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

11、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38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朱丹）

7、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语歇后语的英译研究

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语歇后语的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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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的目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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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实现路径探析 张燕斌，周国荣
论政府责任实现机制的“泛政治化” 薛佳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 经理
论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以扩大新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为视角 王平，丁先存，吴广
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文化发展 钟立华，李鹏飞
弘扬延安精神反对官僚主义 王敏
论传统思维方式对冷战之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王巍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徐步华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探析 张津民
机关文化的理论内涵与评价体系研究 杜慧，卢旖旎
公平正义：法治精神下的多维度分析 袁溧，余应坤
关于加强我国村级组织建设的法学探讨 柯凯鈇，柯麟彪
我国“直接适用的法”之进路与反思 李睿
农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辨析 江晓华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法律缺陷及完善 田雨灵，赵德升
营业权归属问题及立法选择 张完连
论期货犯罪惩治的国际化与我国的法律应对 谢飞
从庇古与科斯之争看我国环境税的开征 赵亮
寻衅滋事罪犯罪客体新释义 黄佳
卢卡奇艺术的反拜物化思想浅析 张杰
阿伦特行动视域下的政治危机探寻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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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农就业视角的农民工农地退出意愿研究 林绍珍，徐淑慧，陈淼淋，尤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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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评教制度的缺失与优化路径探讨--以F大学为例 陈青霞
论科学发展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 石玥，方章东
学术文化对大学生“三观”教育的作用及途径探析 郭翠华，卢国强
论大学生健康理念的内化过程及其促进策略 展伟
母语文化教学对大学生跨文化敏觉力的影响研究 李甫洛娃
影响大学生英语能力的内部因素探究 车志红
试论创意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专业实践教学创新 徐亚先，包文泉，刘丽，李紫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