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为人大工作联络站站长

1、统战工作怎样隔入中心工作

一是抓认识，形成共识造氛围。加强领导，把各街道党工委统战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年专题研究统战工作不少于2次，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广泛宣传，开展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印发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统战宣传工作。
二是抓组织，构建网络搭平台。每个街道都成立了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副书记任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具体工作由街道的一名科级干部承担；在街道社区基本上都建立了统战工作联络站，由社区党支部书记任站长，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兼任统战委员。对所辖社区进行民主党派、台胞台属、归侨侨眷、无党派代表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非公经济人士等类别的统战成员全面摸底，逐一进行统计。
三是抓制度，建立机制保长效。实行统战工作目标与党建工作目标统一布置、统一考评。各街道先后制定了统战工作联谊会制度、例会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制度、走访慰问统战成员制度、统战工作信息反馈制度等多项制度，确保社区统战工作机制有效运行。
四是抓服务，广聚人心谋双赢。绕统战成员的不同需求分层次、多形式地开展特色服务，充分发挥统战成员中部分代表人士为社区建设和管理服务。运用“联手”、“结对”、“互帮”、“共建”等形式，整合社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等单位的统战资源，积极吸纳统战成员直接参与到社区工作中来，发挥他们知识层次高、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大的优势，为社区建设和管理献计出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有共享。
五是抓特色，品牌示范树典型。按照“一街一特色，一社区一亮点”的要求，在每条街道选择1-2个基础扎实、服务功能健全、活动丰富、特色鲜明的社区作为统战示范社区，带动和促进其它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领域统战工作，推动社区统战工作向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努力营造社区统战工作由“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六是抓规范，社区统战见成效。建立的社区统战工作台账，更新及汇总，反映社区统战工作进展的情况。使其科学性、规范性和实效性，加强工作保障性。采取集中培训、分批培训，或送培训下基层的方式，加强对基层统战干部的指导，开展社区统战工作的专题培训力促基层统战人员素质的全面提高。

2、请问中国有没有姓“舍”的？还有姓“舍”的主要分布在哪里？

舍姓名人 舍登l953年生，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蒙古族，大学文化，二连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治医师，二连浩特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1976年参加工作。从事医疗工作多年，历任二连浩特市卫生防疫站站长、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1999年1月在二连浩特市第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二连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被评为二连浩特市“十佳”职工。 舍弗勒道尔吉 1950年5月生，内蒙古镶黄旗人，蒙古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新宝勒格苏木人大主席，镶黄旗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宝勒格苏木人大主席团成员。自参加工作以来，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17年，任过教务主任、校长等职，曾被评为苏木、旗级优秀教师。其后在苏木党政机关工作了13年，先后任过党委委员、秘书、副书记、副苏木长、苏木长、苏木人大主席等职。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作者、盟级劳动模范。 舍勒巴图 1937年11月生，鄂伦春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舍姓，多源自回族的经名。如“舍目孙低尼，就取第一个音‘舍’为姓”。（《中国回回姓氏来源》）在中国历史上，以“舍”为首音的经名也相当多。如元代任宜兴州、广州路同知和句容县今属江苏）达鲁花赤的两位舍利甫丁，任镇江府路总督府同知府事、同知建康路总管府事的舍里甫丁。同时，元代福建泉州清净寺财产监管和回回巨商也分别为合刺甫丁哈梯卜（“哈梯卜”意为教义宣讲者）和舍刺奋丁梯卜雷则。在明代的归附回回和贡使当中，有舍黑马黑麻、舍班、舍力班和两位同名的舍刺夫丁。清代，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人、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学理华寺门宦第四辈教主其名为舍木苏松的格（阿文意为“忠贞的太阳”）。舍姓回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桂林及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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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建华的主要事迹

“这本子是我的战场，我在这里呻吟，我在这里飞狂，我在这里助弱，我在这里抑强，热血的人们，同仇敌慨，来此战场杀豺狼。”这是抗联一军三师政委邓晓村在中学读书时写下的豪迈诗句。他以光辉的英雄业绩、用短暂的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这一誓言，把24岁的火红年华献给了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
少年立志
邓晓村原名邓荣贵，化名周建华，笔名碧天。1913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出生在吉林省双阳县佟家乡太阳岭村一个经济破落的封建家庭。邓晓村自幼天资聪慧，四、五岁时就能背诵父亲教给的一些古诗。1920年刚满7岁开始上学，多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就在邓晓村高高兴兴的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家庭。担任县农务会长的父亲邓秀山因天灾粮食欠收，无奈减免了农民应交的谷税，而激怒了县知事，被抓进监狱，为了赎父亲出狱，家中卖掉了30垧农田，又将其年仅16岁的三姐聘出。年幼的三姐在婆家不堪虐待，郁闷而死。父亲蹲监，三姐惨死，家境的破落给童年的邓晓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一种同情农民的感情。
1926年邓晓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双阳中学。他刻苦读书，手不释卷，深受师生喜爱。1930年春，当时被警方通缉的我地下党员肖丹峰正在这所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国文、历史教师。邓晓村感到肖丹峰老师知识渊博，深谋远虑，思想开阔，非常愿意和他接触。他经常向肖丹峰提出：“国共为何打内战?中国的前途究竟怎么样?”肖丹峰都做了深入浅出的耐心解答。从此以后，肖丹峰介绍给邓晓村一些进步书籍看。如鲁迅的各种著作，外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作品和唯物论常识等。通过肖丹峰的启蒙教育和阅读进步书籍，邓晓村懂得了不少人生哲理。他挥笔写出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活着”的文章，文中写到：“我总括地答一句，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壳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他目睹三十年代东北农村萧条败落的景象，深为农民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焦虑。邓晓村在一篇题为“农民生活之一瞥”的日记中写到“农民该有几个死呢?农民生活为什么苦到万分呢?官逼兵欺，怎么这么痛苦呢!他们何时出了这个苦海呀!”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邓晓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和那种怀有摧毁旧世界，拯救人民出苦海的革命志向。
投身革命
1930年暑期，邓晓村于双阳中学毕业，考入吉林省立第一高中——吉林一中。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为寻求革命真理的邓晓村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象一颗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一样，得到了更好的萌发和生长。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民不聊生，邓晓村的内心无比悲愤。此时，他写了大量的日记和散文，抒发感慨。在题为《在征途上》的一首诗中写道：“满天的乌云，笼罩着大地，满地荆棘，触杀着我的心……孤单的我，坐在三等火车上，四下了望，心绪彷徨。”一次他和同学谈起心事时，深有感触地说：“日寇侵占了东北，人民不得生存，尤其我家萧条，读书尚不能支持，还不知有多少人与我同病相怜呢!”邓晓村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日情绪，引起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教师、地下党员李世超同志通过开展一些进步活动，主动地接触了邓晓村，并向晓村宣传党的性质和任务。邓晓村在与李世超谈话中表示：“为了拯救祖国就必须有不怕自己牺牲的精神，以赴国难。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摧毁旧社会，和这些恶魔拼个死活!为拯救中华民族，我宁可抛头颅决不忍辱偷生。”党的培养和教育使邓晓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光明所在，他由消沉变坚强，由沉闷而变激动，并写下了《我们的救星到了》的铿锵诗句：“狂风怪叫，万物竞鸣，无边的爆土，充满了宇宙，从西方送来的云，怒发冲冠，一往直前恶恨恨的赶来，将要毁灭了凶残的一切，一切的凶残……啊，社会的凶残毁灭了，世界的恶浊洗净了，是我们的救星到了。”
1932年5月，邓晓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万分激动地写到：“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有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
邓晓村入党以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2年下学期，根据党的指示，邓晓村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吉林一中的反对读“四书”、“五经”运动，并和同学一起赶走亲日派训育主任荣绪。荣绪是一个日寇汉奸，他严禁学生读进步书籍。一次在检查学生宿舍时，他发现邓晓村的诗稿，有对时局不满之情绪，便让邓晓村在朝会上作检查。邓晓村列举大量事实，痛斥了荣绪，这使荣绪大为恼火。这年暑假，由于松花江发大水，上万人遭受水灾，为救济灾民，吉林省教育厅发起募捐。为了开展募捐运动，邓晓村组织吉林一中同学演出了独幕话剧《人类之爱》，受到各界的好评和赞誉，可荣绪却指责同学上街演出是行为不轨，并暗中造谣中伤。从而激起一中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找校长说理，并拒绝听荣绪讲课，使荣绪处境十分困难。校方怕学生把事情闹大，不得不辞退荣绪。在荣绪离校的时候，学生们吹号打鼓，并在马车上插着“送训育主任老师荣归故里”的白纸长条旗，象引魂幡一样，为荣绪送行。邓晓村领导的一中反读经运动的胜利，对吉林女师、毓文中学影响很大，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反满抗日的热情。
由于邓晓村政治上比较成熟，又非常喜爱文艺，善于演讲，更愿意和青年交朋友，因此，党组织决定由他担任共青团吉林市特支书记。在做团的工作期问，他秘密地发展了不少进步青年入团。革命的思想象一团火，邓晓村用革命的火焰把他周围的青年爱国热情燃烧了起来，他的文章和诗篇也充满着燃烧力，这个期间他先后写了12篇富有战斗力的文章和56首诗，严厉地谴责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
这年暑假，邓晓村回到磐石(1931年冬，家从双阳搬到磐石县城北门外)。在四祖母的包办下与18岁的农村姑娘阎庆莲结了婚，开始晓村不同意，后来他想通了。一个婚姻不能自主的农村姑娘有什么错，这是社会造成的，我要帮助她提高文化，提高觉悟，走向革命。他手把手的教妻子写字，读书写信，经常给妻子讲述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罪行，在他的耐心帮助下，年轻而朴实的妻子懂得不少革命道理。这期间，邓晓村对妻子阎庆莲、妻妹阎玉梅讲了要开展一次反日活动的打算，阎庆莲和阎玉梅听后非常支持。于是他们买些色纸，在一天夜里把窗子用毯子遮好，写了许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爱国青年觉悟起来，我们不做亡国奴!”等反日标语，连夜到工厂、学校商店门前散发。他们机智地把写有“日寇滚出中国去!”的标语贴在日本警备队和伪警察署的大墙上，日本人看了哇哇乱叫，急忙出动警察到处搜捕，这件事轰动了磐石县城，给磐石人民极大的鼓舞。
地下斗争
1933年初，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吉林特支决定，在吉林市建一处联络站(也叫党的地下交通站)，由邓晓村负责。为了便于工作，邓晓村打算把妻子阎庆莲从磐石接到吉林，可是祖母屡次来信，让其停学归乡经营家产。然而邓晓村为党的事业着想，拒绝了祖母要求，挥笔写下“驰骋千里才是骏马，迎风翱翔才是雄鹰”的诗句，表示坚决走革命的道路。1933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邓晓村把家从磐石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七号，及时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站，由他担任站长，爱人阎庆莲，妻妹阎玉梅为联络站工作人员。当时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和磐石县委来往的领导人，从此他家成为党的地下联络机关。
当时邓晓村家中四口人，有爱人阎庆莲和在吉林女师读书的妻妹阎玉梅，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醒华。阎庆莲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意志比较坚强，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晓村的妻妹阎玉梅是共青团员，是位天真热情，对革命事业无限关怀的少女。晓村一家搬入吉林市后，都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为了安全起见，外边门上安了一个暗铃，自己人来一拉铃便去开门，生人一来敲门便可知晓。阎庆莲除放哨外，还负责保管文件，经常把文件藏在帽筒、花瓶和衣柜的后面。当时常到联络站来研究工作的地下党员有李维民、李世超、于克、张弓、于璋等人。那时，经常到联络站来的同志是满洲省委的巡视员冯仲云，他当时身份是哈尔滨商专的数学教授，每到吉林必到邓晓村家，住在晓村家地下一张床上。
1933年4月，冯仲云又一次由哈尔滨去磐石县委、海龙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并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当时冯仲云一身商人打扮，大高个，戴一副近视眼镜。冯仲云来吉林后，邓晓村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把冯仲云安排到联络站自己家中住，给予了热情地接待。冯仲云在联络站居住期间，向邓晓村夫妇及妻妹阎玉梅介绍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过程，还向他们讲解和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使邓晓村全家深受教育和鼓舞。为了传达好中央“一·二六”指示，经过周密研究，决定在吉林市龙潭山召开有吉林特支成员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冯仲云同志在这个会上，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指出了在东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讲了当前形势和南方苏维埃及红军情况，使大家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
一次，冯仲云圆满完成任务后需返回哈尔滨，当时路费不足，阎庆莲从她私房积蓄中拿出两块银元给冯仲云带上，为了安全起见，邓晓村亲自护送冯仲云到吉林市附近的黑牛圈屯上车。上车前冯仲云和邓晓村紧紧握手，一再向他们夫妇表示感谢。
吉林特支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决定在红五月期间组织师生秘密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上街贴标语，撒传单活动。为了做好这次活动的准备工作，邓晓村拿钱到街上买来色纸。晚上夜深人静后，都集中到他家写标语，由阎庆莲负责用毯子遮好窗户，并负责站岗。这次写标语的内容按着满洲省委印发的小册子写，大家动手写了四个晚上。传单和标语写好后，决定5月6日早按着预定路线分别开始撒传单、贴标语。金景、郭连郊负责在吉林东关一带散发传单，由于他们工作不谨慎，被警察发现破绽，一路跟踪不放，当即将金景二人逮捕，送交到日本宪兵队。郭连郊刚入团，什么情况也不知道，金景是共产党员、吉林市共青团特支书记。他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屈服了，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出卖了吉林市地下党团组织和革命同志，使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仅吉林一中、一师、女师等学校就有12人被捕。邓晓村所在的吉林一中，被日军包围了，日军拿着枪按名单抓人。邓晓村幸而得到特支书记李维民的通知，才免遭逮捕。当时李维民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到邓晓村家，通知了他的爱人阎庆莲，叫邓晓村速离吉林。李维民刚走不久，邓晓村到家。阎庆莲和他说明情况后，邓晓村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保守党的机密，他与阎庆莲立即把重要文件烧掉，邓晓村嘱咐阎庆莲，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怕，日本鬼子长不了。然后邓晓村化装成农民到磐石玻璃河套参加了党的抗日武装。
邓晓村刚离家，就来了五个学生打扮的人，谎称是邓晓村的同学，让阎庆莲说出邓晓村的下落。阎庆莲一看这些陌生人，心里就明白了，沉着地说：“他到教会医院看病去了。”敌人看伪装和哄骗不成，便露出狰狞面目，他们从阎庆莲怀里把孩子夺下来，用力摔在地上，接着用拳脚击庆莲的头部，逼庆莲说出邓晓村的去向，敌人抓走了庆莲，对她使用了各种刑罚，连续折磨了四天，庆莲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几次，又被冷水激过来，肋骨被打断三根，她心里始终记着邓晓村的话，宁死不讲，终于保守了党的机密。
参加抗联
1933年5月，中共吉林特支遭破坏，邓晓村根据组织上决定，来到磐石县委驻地玻璃河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化名周建华。不久，任共青团磐石县委委员，专做团的工作。1934年冬，共青团南满特委建立，邓晓村当选为特委委员。这时南满游击队需要干部，党组织选派他到部队工作。
邓晓村到南满游击大队后，在杨靖宇领导下，他参加了临江、八道江、凉水河子、三源浦、五道沟、横虎头、哈泥河等大小几十次战斗。1935年初春的一个傍晚，邓晓村率领的部队，根据杨靖宇的命令，到临江县五道沟附近等候，同杨靖宇的军部会合，不料，日伪的“讨伐队”先来了，双方交火，打了一场遭遇战。邓晓村当机立断，对敌迎头痛击，敌不知我军虚实，以为中了埋伏，立即逃窜。杨靖宇来到后，了解了战斗情况，赞扬打得好。两支部队会合后，在五道沟得知日伪晚间来偷袭的情报，杨靖宇命令邓晓村率警卫连在冰湖沟口伏击敌人，阻击、掩护军队转移。约半夜时分，敌伪200余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晓村举起枪打出第一发子弹，敌先头指挥官应声落马，于是我军猛烈开火，敌慌忙后退，但后路又有机枪封锁，敌进退不得，只好束手就擒，邓晓村指挥的第一仗获得了全胜。
邓晓村在部队工作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善于讲演，又喜欢教唱歌曲，和士兵亲同手足，人们都愿意和他谈心。
1935年2月，邓晓村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政治委员。1936年春，邓晓村改任抗日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抗日联军第三师组建，邓晓村调任师政委，自此，他与三师师长王仁斋共同指挥三师，并肩作战。
抗联一军三师以清原、新宾为主要活动区域，桓仁、西丰、开原、铁岭、抚顺、沈阳为游击区。邓晓村身为师政委，除分兵指挥作战外，时刻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模范执行党的纪律。一次，邓晓村率部队转移到开原县杨木林子村，听到敌伪运输的车队经过腊木桥子，邓晓村部署部队准备伏击。当一切准备就绪，等敌人汽车到来时，一个老乡跑来说：“乡亲们要我和你们商量一下，千万别在村子里边打，要不，你们离开后，鬼子来报复，我们全村就倒霉了。”邓晓村听了沉思片刻，命令部队撤下来。转移到离村子远一点地方打伏击。正在此时，哨兵报告：“敌人汽车快到了!”转移已来不及了。战士们着急地说：“政委快下令，就在这打吧!”邓晓村严肃地命令：“原地隐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战士们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去，觉得非常可惜。部队集合后，邓晓村耐心地向战士们解释：“我们抗联是人民的子弟兵，杨司令有‘四不打’规定。其中一不打，就是对当地人民损失大的不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打，敌人要来报复，这里的群众要遭受损失的。战士听后，感到政委的决定是正确的。邓晓村当即率部转移到离村子远一点的地方埋伏起来，当敌人满载物资的汽车返回时被击毁了，缴获了不少物资。杨木林子村群众都夸抗联是人民的子弟兵，邓晓村是百姓的知心人。
1936年冬，下头场雪时，在军部辽宁省桓仁县外三堡荒山嘴子，由杨靖宇同志主持召开军部会议，总结了一师西征失败的教训，决定由三师组成骑兵队快速前进，趁辽河封冻期，冲过封锁线，强渡辽河，与关内北上抗日的红军取得联系，进行第二次西征。
三师领导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动员会，准备马匹和给养，三师的马匹一部分是缴邵本良的，一部分是征收大地主的，由于马匹不足，300人中，一半编为骑兵，一半步行。阴历十月，部队一切准备就绪，邓晓村做了政治动员。由王仁斋、邓晓村带队西征。这次行军非常艰苦，部队几乎昼夜不眠，步行的同志跟不上马队，一路上跑步前进，部队从桓仁县外三堡出发，路经清原、铁岭、开原等地，跨越沈海(沈阳至海龙)和中长两条铁路，沿途冲破许多次敌人封锁和堵截，不足一个月，终于到达了辽河边的清原县三面船石佛寺渡口。不料，这一年气候反常，虽已到封冻季节，辽河尚未结冰。渡船全被敌人控制，大桥被封锁。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我军又长途行军疲惫得很，几次强渡未成，形势非常危急。面对这一严重情况，邓晓村和师长王仁斋研究决定，不能坐以待毙，要保存有生力量，尽快撤离此地。在四周被围处境险恶的情况下，邓晓村和王仁斋乘机率领战士顺利突了出去，返回到辽宁省清原县沙河子密营。由于连日行军的疲劳及多日未得饱腹再加上同敌人猛烈的冲杀有不少战士因体力不支而掉队，只剩100多人，杨靖宇司令亲自去沙河子密营探望，命令三师休整，当他们返回清原时继续在清原、新宾、抚顺一带开展游击战。
1937年春，三师奉命“化整为零”。邓晓村率一部去开原、西丰一带活动，作战之余，带领战士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在这里扎下根。
邓晓村部队活动的开原、西丰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日寇十分头痛。这年冬季日寇组成“七县联防队”，日夜讨伐，强迫农民进行“集团部落”，切断同群众的联系。邓晓村部处境十分困难，奉命向清原转移。一天部队来到西丰县龙弯屯，过去这里是抗联游击根据地，现房屋已被鬼子烧光。部队宿营后，粮食断绝，炊事员把每个战士粮袋翻过来抖下一点小米，煮成粥，送给政委，说：“你连日操劳，又累又饿，大家不忍心，叫我把这碗米汤送给你”，邓晓村说：“同志们的心我领了”。说着，他把这碗米汤又端送到伤病员嘴边，伤病员看着政委消瘦的身影，眼含热泪都不肯喝，邓晓村说：“好同志，喝下去，好早日恢复健康上战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支援关内的抗日战争，抗联频频出击，牵制敌人。因而，也引起了日伪军更加紧对抗联的围剿。1937年7月16日这天，日伪东边道讨伐队长冈田少佐和坂本大佐带20余人乘汽车自清原县城去南山城巡视。我军从县城获悉，邓晓村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决定待机歼敌。7月17日，哨兵报告，敌人汽车向南驶去。18日清晨，邓晓村率部在松木岭下伏击返回汽车。部队埋伏后，敌汽车已返回，但日军冈田少佐奸诈异常，当汽车行至岭西时，命令日军下车，步行搜索前进，至岭顶，冈田和坂本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认为“安全”时，才命日军上车向北行驶。当汽车进入伏击圈时，我军的机枪响了，司机脑袋开花，汽车原地不动。冈田、坂本急忙跳车，被我机枪打中，日军慌作一团。除一名士兵逃跑外，击毙少佐、大尉各一名，士兵18名，缴获长短枪20余支，军刀6把，还有衣物等，这次伏击战的胜利，鼓舞了三师士气，杨靖宇亲自到清原沙河子密营慰问三师将士。
以身殉国
1937年冬，邓晓村领导下的抗联三师在西丰、开原两县交界处的影响越来越大，不断偷袭敌人，日伪当局对此十分恼火。为消灭邓晓村这支抗联劲旅，采取“七县联防”和“篦梳”山林战术，疯狂围剿抗联三师。当时三师仅有七、八十人，不但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冬装、枪械、弹药和粮食奇缺，处境极其危险、艰难。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邓晓村同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研究，决定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有计划地向清原转移。敌人一面在后边紧追不放，一面对游击区人民进行烧杀掠抢，搜山并屯，使部队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已是初冬，战士们身无棉衣，口粮断绝了，只剩下一点高粱米饭团来充饥，渴了就抓把雪团吃，不少战士冻坏了手脚，仍坚持随军战斗。一个严寒的早晨，战士来到开原县夹皮山时，这儿地势很高，气候显得特别冷，有的战士负伤流出的鲜血冻在衣服上，皮肉粘在一起，伤病员实在冻饿难忍。一天一个战士在小山沟里点火为伤病员取暖，山地冒起白烟，日伪军发现了目标，“七县联防”主力从四面包围了夹皮山，我军岗哨发现了敌人，立即向邓晓村和柳主任报告，经过研究，感到目标暴露，情况十分危险，决定伺机突围。这时邓晓村的队伍只剩70多人，其中尚有伤病员20多人，两挺机枪。而敌人有8门小炮，20多挺机枪，800多人，兵力大于我十倍之多。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我抗联战士毫无惧色，在邓晓村的带领下，奋力杀敌。邓晓村指挥着队伍，柳主任端着歪把机枪，打得敌人一排排倒下去，敌人的一次次冲锋都失败了，只见死尸满山。战斗从拂晓打到傍晚，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下午三点左右，日军援兵不断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我军子弹已经快打光了，手榴弹也只剩几颗了，继续战斗已对我不利，决定在夜幕降临时，立即组织突围。邓晓村作为这个队伍的指挥员，他挑起最重的担子，主动带领伤病员向开原县的砬子山撤退，柳主任做后续。他们刚来到砬子山，就又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战斗又打响了，邓晓村命令抢占制高点，迅速摆脱敌人，分兵突围。他命令柳主任带队先突围，自己带领三名通讯员阻击敌人，当行至一山岗时，同一股200多敌人相遇，柳主任刚突围出去敌人就冲了上来，邓晓村看多于我军十倍之敌，又命令三名战士马上撤退找柳主任。邓晓村手使双枪猛射，傲然挺立在阵地上，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死死地顶住了敌人。三名战士含着热泪，向清原县莫力红山方向转移。邓晓村为了保存抗联队伍，掩护同志突围，向敌人射出一颗颗子弹，敌人越逼越近，他越打越猛，当日军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腿部时，他不顾流血，跪在地上仍坚持射击，直到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牺牲时年仅24岁。
三名通讯员突围后，来到莫力红山向柳主任报告了邓晓村牺牲的经过，战士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泣不成声，都摩拳擦掌，决心要消灭日寇，为政委报仇。邓晓村虽然牺牲了，但是抗联三师队伍实力保存了。和他一起战斗和工作的抗联老战士赵振华说：邓晓村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抗联的骨干和坚强的指挥员。冯仲云同志在《艰险的途程》这本回忆录中说：邓晓村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不朽的革命烈士。
邓晓村对党忠心耿耿，他的英雄业绩将与世长存，他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年轻的抗联英烈。

4、胭脂万站长是坏人吗 为什么让胭脂供出两个联络站

万站长不是坏人。我觉得他骗胭脂说联络点没人了、让她可以在必要时供出， 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胭脂有什么后顾之忧，让她供出这两个联络点，才能获取鬼子的更多的信任，获取了信任才能更好的深入鬼子特高科。万站长是想通过这点牺牲来获取更大的收获。 当然这里也有他自私的一面，表面是爱国志士，戴笠手下得力干将。实则官迷心窍，八面玲珑，很会高调作秀，一切都是其上位手段。生逢时局混乱，仕途阴差阳错总是受阻，转而求财。对待手下极为虚伪，甚至为了上位和求财不惜哄骗大家以身犯险。

5、项乃光的网罗章志伟

章志伟被捕后，在又一次被提审的时候说：“我考虑好了，但有三个条件：一是不登报；二是不能再捕人，如果他们坚持，我可去说服；三是能让我出境找个教员当，教书度过一生。”审判者庞郁生答应了。
1941年2月10日，章志伟被软禁在老河口。这年夏天，国民党还是将他登了报。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玩弄手段，由五战区三民主义青年团科长单鸣皋以邓一陶及章志伟的名义写了一份中共462人脱党宣言。幼稚的章志伟以为可以“两全”，事实的无情大棒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想当民主人士的美梦也破灭了。
1941年11月他被迫进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政治部调查室。在这里，他见到了到老河口筹建军统局华中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的项乃光。由于章志伟项乃光都有被捕变节的相同经历和处境，两人言谈甚为投机。项见章志伟有脱离调查室之意，随即乘机拉拢，说他的工作不是特务工作，是特种政治工作，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支系。项想招兵买马，章志伟想摆脱特务羁绊，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1942年6月章志伟给老河口政治部调查室写了一封辞职信，调查室主任冯树见了，拍案大怒：“章某猖狂已极，太无礼貌！你辞职，须亲自来请示。我室少了你一人？你算个什么！”他这一拍，桌上煤油罩子灯因剧烈震动而熄灭。伸手去摸火柴，却被蝎子蜇了，痛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即签请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逮捕章志伟。
两天后，逮捕章志伟的电文到了襄阳县县长李朗星手里。
当天上午10点左右，章志伟在樊城项乃光处闲聊。听到敲门声，项乃光打开了房门。外面站着两个人，项乃光认出是县长李朗星手下的衙役。两个衙役进到屋里，问：“你们这里有个姓章的没有？叫章志伟。”章志伟答道：“有啥事？我就是。”衙役说：“县长请你到县府说话。”章志伟说：“我有事，下午去。”衙役说：“不行，现在就走。”章志伟警觉起来：来者不善。于是对衙役说：“你们不说出原因，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由于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华中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少将站长项乃光住室，两个衙役不便强行抓人，只好将电报给章志伟看。
电报内容是：襄阳县县长李朗星，要犯章志伟现住樊城街××号，希即密捕解酂为要。李宗仁
章志伟意识到那封辞职信惹祸了。他本想离开调查室，摆脱特务生活，可招致的是牢狱之灾。他将电报递给项乃光，并以眼神求援。项乃光接过电报一看，脸色陡变，对衙役说：“章某不是要犯，长官那里我去回复。我写封信给李县长，你们好交差。”
衙役离开后，项乃光立即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晚，项乃光给章志伟一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护照，让章志伟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一个叫吴崇正的人。并说，到了那里，一切自有安排。章志伟拿着护照，辗转来到重庆。到了指定的地点一问，却没有吴崇正其人。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6、国民党军统将军排列

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及其继承人毛人凤，通常说起他们手下的干将有“十三太保”和“十人团”一类，都是清一色戴笠的浙江同乡。其实戴笠和毛人凤真正的亲信有14个，局外人称之为“十四亲信”，内部则叫他们“江山子弟兵”（戴笠和毛人凤都是浙江江山县人）。这14个人对戴、毛唯命是听，对蒋介石绝对服从。“十四亲信”中，“戴系”的有四个：戴春榜，字云林，戴笠胞弟。戴春榜少年时在同族戴三和南货店当学徒，出师后在万信顺货栈当伙计；戴笠得势后保他进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当了两年甘肃省景泰县县长，狠刮了点钱；戴笠命他回家乡经营祠堂和修建乌山塘别墅，后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谋、军统局少将专员，解放前逃台未成，潜逃到江西广丰县隐藏；1949年被逮捕枪决。戴藏宜，戴笠之子，谱名善武，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当过小学校长；1940年加入军统，曾奉戴笠命杀害共产党员华春荣；1944年当选为江山县参议员，兼县银行董事长、军统局少将专员、忠义救国军少将参议、江山雨农中学校长；戴笠坠机身死之后，他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1950年被捕，次年被枪决。戴夏民，戴笠堂弟，留学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回国后任南京鼓楼医院主治医师，后任军统局四一医院少将院长；1952年被判刑，1957年释放，1973年病死。张冠夫，是戴笠表妹王秋莲的丈夫，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曾长期接济戴笠，戴笠得势后追随戴笠左右，是戴笠联络站成员，一般人以“军统元老”称之；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任苏浙行动委员会交通通讯组长，后升任军统局五处（管经济）少将处长；解放前逃台。属于“毛系”的十个人也都是浙江江山县人：毛森，原名善森，1932年入浙江警官学校二期，毕业后加入军统改名毛森；曾任福建省会警察局长，后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军统杭州站站长、上海特别站站长；抗日时期在杭州搞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脱险归来后很受戴笠宠信，升任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部指挥官，专为美军提供日军作战情报，曾获美国政府勋章；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解放前夕任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去台湾后与蒋经国发生矛盾，离台去香港，晚年定居美国。毛万里，毛人凤的胞弟，1932年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抗日期间任军统局北平区区长、上海区区长，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后任东南办事处主任，兼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军统局浙江站站长、浙赣铁路局警备处处长；逃台后任内湖训练班主任兼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死于台北。毛钟书，其母蓝莲梅系戴笠母亲蓝月喜的侄女；参加军统后，一直在戴笠左右，任军统局秘书；后奉命去长沙监视程潜，破坏起义；逃台后任保密局香港区区长，后升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三副局长；他既是毛人凤的本家，又与戴笠是亲戚，是个具有双重关系的人物。姜绍谟，字次烈，北京大学毕业；1922年经国民党议员冯自由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北京特别市党部筹备委员，后任执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浙江省防军政治部主任；“清党”时共产党员姜东白被捕，姜绍谟劝他投降不成，就将其押赴上海龙华枪决；姜后任浙江丽水行署行政署督察专员、教育部总务司长、司法院简会秘书；1938年加入军统，历任渝特区少将区长、江山雨农中学校长、军统局设计委员；1949年逃去台湾，任“立法委员”、中美文化经济合作协会理事，1981年病死于台北。姜毅英，女，1932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毕业后被戴笠挑选在军统局专门从事收发报和译电训练工作；后任厦门站特别电务员，因侦知日军即将南进的重要情报，升为少将，成为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将军；历任局本部四处电台台长，其夫叶文熙亦系军统头目，后来离婚；去台北后兼任雨农小学校长。王蒲臣，与戴笠是小学时同学，曾先后任江山、武义县教育局长，加入军统后曾为戴笠办理机要，后任南昌和贵阳办事处主任；1940年入成都军分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任局本部外事秘书、重庆中美合作所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少将副主任，以后调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1949年逃台。刘方雄，1935年加入军统，任香港站秘书、站长、后调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全国解放后，以长城皮件公司总经理身份为掩护，复任香港站站长。吴海龙，1938年任军统局鹰潭办事处少将主任、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兼浙江站站长，1950年潜回江山时被逮捕枪决。何芝园，东南大学毕业，原在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任职，加入军统后，另任局本部机要室主任、二处股长、科长、处长；1945年任成都行辕调查科少将科长，在江山县当选为“国大代表”；随保密局逃台后，任国防部情报设计委员兼宪政研究会委员。周念行，戴笠小学同班同学，191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归国后参加北伐，曾任湖北黄陂县县长；1934年收编湘西陈渠珍部，到庐山见蒋介石，由戴笠介绍加入军统，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任保密局少将秘书，逃台后移居美国。